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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与政治
来源:hryxjlys@163.com 时间:2007-09-21 作者:周明 点击:
文人可称为士或知识分子,他们具有驾御知识和“特权”,因此即不属于高高在上的权贵,也不属于下层平民,他们可以在“仕”与“隐”之间做出选择。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强调个体对社会应有责任感,应有忧患意识。《孟子》中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认为“从政”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就象农民的专业是务农一样。“忧患”、“入世”、“承担”精神使人与政治牢牢联系在一起,他们把“救世”作为自已的终极目标,这似乎是他们骨子里的本能。 在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书生)通过科举考试授予各类官职,因此文人的身份乃是官员的必备条件,他们是国家政府文官体系的主要构成分子,也是整个国家盛衰治乱之关键。在任何一个时代,传统的具有批判精神的文人知识分子,他们的良知和勇气都是社会进步的支撑。因此,传统的社会心理对他们寄予了很高希望和要求。文人是人民的喉舌,是真理正义以及下层人民的代表,是永远的怀疑者、批判者,是孔孟思想中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有志之士。 在有些人的观念中,文人是个什么“德行”?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知稼穑之艰难,只会满口酸臭迂腐的废话,即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倨傲,又显现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庸懦。因此,“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之说甚为流行。不可否认,历代文人中即有擅长语言辞华,专为赞颂王权、歌咏清平的文学侍从之臣;也有临阵退缩,明哲保身,苟且图存之辈;更有品格低下、祸国殃民、残害忠良之徒,这些人影响了有些人对文人的认识。但这些人不足以改变中国文人的整体特征,文人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乃至缺陷,但每当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时候,文人往往起而批评之,以至殒身不恤。对社会的不平,文人用口、用笔、用行动要从根本上去铲除,正因为有这样一大批文人的存在,华夏文明,才不至于黯然;中华民族,才得以延续和发展。 下面以庆历新政为例来说明这一观点。北宋王朝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文人由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成为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广大文人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他们以国家的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先天下之忧而忧”,正是宋代文人所追求的风范。 一 、庆历新政的社会背景 范仲淹步入政坛时,赵宋开国已55年。经过前四十年的励精图治,宋初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进步,在宋真宗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从宋太宗时就蕴伏的种种社会矛盾,约略在仁宗时就已集中爆发,至庆历初已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 冗官、冗兵、冗费,是导致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在国外,民族矛盾尖锐,北有契丹大兵压境,西北党项崛起反宋,西南少数民族不断制造动乱。宋王朝在屡吃败仗后,以巨额“岁赐”,买得苟安。在国内则加紧搜刮,横征暴敛,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有识之士忧心冲冲。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官僚文人痛切认识到,赵宋王朝已病入膏肓,唯有改革才有出路。庆历新政成为历史的必由之路。 二 、 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在宋仁宗的支持下,联合改革集团中的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提出了改革方案。范仲淹于1043年9月奉诏条陈十事,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等十项改革主张。他大力整顿吏治,派出一批精干的按察使到地方考察,按所考察的政绩情况分别给予相应的处理。有一次富弼看范仲淹一手执着官班簿,一手执笔勾划,就对他说,“范公则是轻轻一笔,怎知一家会因此哭啊。”他回答说:“一家哭怎么比得上一路哭呢!”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大批只领俸禄不务公事的寄生虫被除名,大批有才干、刚正不阿的清官被委以重任,政局逐渐呈现新气象。 随着新政的展开,触动了大官僚阶层的利益。遭到了严重的攻击与反对。反对势力因循苟且,无所作为,对新法持否定态度,极尽其诋毁阴谋破坏之能事。由这些奸诈之徒把持朝政,新政的失败几乎的注定的了。 与此同时,朝中也不乏耽安求富,不求进取,明哲保身之人。晏殊、贾昌朝便是如此。他们成名拜相,荣华富贵,事事处处谨小慎微,“吃饭防噎,跬行虞跌”,在复杂的政局下显出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态,对新政采取了若即若离的态度,在关键时刻不建一策,在改革派备受打及击时不仗义执言,他们这些人的明哲保身,也是新政夭折的原因之一。 在这种形式下,疑心极重的仁宗渐渐对革新人士猜忌起来。终于在庆历五年初,仁宗下诏废弃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和宣抚使职务,贬至邓州,欧阳修、韩琦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庆历新政终于失败了。 面对国家的隐患,范仲淹并末坐而论道,而是奋起救弊。虽然由于守旧势力的强大,奸佞之徒的陷害,最高统治者的始从终弃,使新政失败,但这并不能抹煞它的历史功绩。在庆历新政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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