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围墙”？

墙的功用是限定空间，形成场所，限定的极致才是“围墙”。大到一座城池，小到一所房子，都是围墙合成的个例。城是没有顶的大房子，屋是有顶的微小的城。路遥的《人生》、王蒙的《蝴蝶》与陆文夫《围墙》反思知识分子在文革与改革现实生活中的生存境遇。《人生》中的高加林“走后门”也要一心一意的进城，而王蒙笔下的张思远稳稳的留在城里却时时犯“都市怀乡病”，陆文夫笔下的马而立则处于一道政治文化的围城之中，既出不去，也进不了内城。《蝴蝶》是政治场域内对“人”个体价值的思考。

“蝴蝶”的意象形象地说明了张思远宁愿像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轻悠自在,无牵无挂，这就已经进入对历史和人生的回顾。张思远的种种际遇在无声的诉说着政治的权威，也消解着政治的权威。不论他有怎样的名份，到头来都是被政治的皮鞭抽打得一遍又一遍的陀螺，东一下捞了个领导，西一下捞到个囚犯，政治的手停下来后，他依旧是是那块小木头。所以他出狱后想到要做一只蝴蝶，有自由飞翔的权利。即便是最后作回到副部长的高位，他仍执拗的发现“这些谦逊而持重、丝毫也不盛气凌人的新贵——碘灯和钠灯争辉的星星和山村的星星并没有两样”，而他张思远还是张思远，能看星星也能看电灯。能起也能落，政治对于他而言，似乎已经是身外之物了。

《人生》 中的高加林一如司汤达笔下的毕巧林一样，都是“外省的年轻人”。他们怀着征服“城市”的无限热情，靠着若即若离的人际关系，和一颗并不算麻木的良心奔走于“上流社会”。但是，“城市”并会给每个人发绿卡，罗曼蒂克的爱情也常常是悲剧，高加林绝对的贫穷与不可靠的“后门”决定了他终究要成为一个“零余者”，重新走上回乡的小路，走上和巧珍分手的大马河分路口上。但是，他毕竟曾经“撑着一支寻梦的长篙”，执著甚至是偏执的划向他梦想的地方。与其说，他是个占有土地的农民，不如说他是具有冒险精神的水手。因为对于他来说，只有开起锚的船才是最可靠的土地，能够供给他一辈子的精神给养。高加林的热情告诉我们：人活着，和人活着并进步不是一个道理。

《围墙》中的马而立面对的是一座由政治文化构筑成的围墙，他越是积极的工作，越是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越是费力不讨好。原因很简单，马而立是没有摸透政治文化的要领的“实干家”。身在“机关”的人际战场里，他是哪里有事哪里上，不明白什么叫“站队划线”。最后，功劳再大，没人说话，还是替人多茶倒水点炉子的小跟班。他就如同卡夫卡站在城堡外的土地测量员，面对得是更加复杂“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