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了，永远走了。这是我永恒的伤痛。
　　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黄昏，我正陪着两岁的儿子在医院打吊瓶。四姐急急忙忙地来了，她面带愁容，几次欲言又止。在我再三催问下，她才告诉我母亲突然吞服农药，已无法抢救。真是晴天里响起了惊雷，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匆匆赶到家，一进门，便嗅到了一股呛鼻的农药味。母亲蜷缩在床上，本来就瘦小的身体显得更加瘦小了。我不禁失声恸哭，不停地呼唤着母亲。但任凭儿女们怎样呼唤，母亲就连眼睛也没有睁一下，好象对周围的一切都不再关心，对这个世界早已厌倦。
　　我总以为，母亲当时的神志是清醒的。小妹那撕心裂肺的哭声，小弟那滂沱如雨的泪水，父亲那抽噎中的昏厥，大姐那欲哭无泪的无奈，母亲分明都感觉到了，她的眼角分明有泪流出。是悲苦？是怨恨？还是委屈？母亲，你怎么这么快就忘却了自己的承诺？前些日子，你还说要把最小的弟妹拉扯大，还要让他们进学校读书呢！是什么力量使你用这么残忍的方式，结束了自己还算年轻的生命，让尚未成年的弟妹过早的去领略失去母爱的痛苦？又是什么力量让你那么急于离去，甚至连一句叮嘱的话也没有留下，便撒手人寰？
　　父亲对母亲离去的解释是：由于母亲长年病卧床上，不见好转，她不愿再承受越来越加重的病痛折磨，不愿再成为家人的拖累，不愿再让儿女承担昂贵的医药费，故以这样一种不理智的方式走上了不归路。母亲以极端的方式与人世告别，尽管留给亲友和邻里太多的猜想，但我深信父亲的话正确地解读了母亲的心愿。
　　母亲脑子里总想着别人，从不为自己打算。宁可自己多吃点苦，也不愿给别人造成麻烦。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身体一直不好，家里家外的活全由母亲一人承担。她起早贪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未喊过一声累，说过一声苦。在母亲的操持下，家里仅有的几亩贫瘠的土地，年年都有不小的收获。母亲不懂得什么是享受，只是忙忙碌碌，操劳一生，除了劳累还是劳累。
　　后院有一间矮小的磨房，里面是一盘石磨。石磨效率低，一整天磨不了多少粮食，家里人口又多，隔三叉五就要磨，似乎母亲的大半时间都是在磨房里度过的。我不知道母亲早上啥时候起的床，只记得半夜里被尿撇醒的弟弟哭着找她时，早就没了她的身影。弟弟不依不饶，我们总会抱着弟弟去磨房找她。母亲用力推着石磨，艰难地转着圈。额头上的汗水，顺着脸颊流下来，在落满面粉的脸上，冲出一道道沟痕。那件很旧的深蓝色大襟布褂，也落满面粉。站在我们面前的，活脱脱一个“面人”，白的头发，白的眉毛，全身都是白的。看到我们，母亲迅速掸一下衣襟上的面，心疼地把弟弟裹进自己的大襟里，给我们唱起那支不知唱了多少遍的歌谣：“小白菜呀，地里黄啊，两三岁呀，没了娘呀……”直唱得弟弟又在她的怀中甜甜的睡去，她才又去推磨、转圈……
　　秋风凛冽，树上的黄叶簌簌落下，母亲的身影又会出现在村子东头的大堤上，手拿扫把，将落叶扫成一堆又一堆，然后又一担担地挑回来。家里人口多，柴火比较紧张，每年冬天就是靠母亲扫的树叶熬过来的。
　　母亲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和儿女们在一起了。记得在一片金黄的油菜花中，母亲教我们一些很好听的乡村小曲，讲很多很多故事。小弟没完没了地要听，母亲最后就讲起了那个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山上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都循环好几遍了，小弟仍煞有介事地听着，于是我们都哈哈大笑，母亲这时也会笑得直不起腰来。
　　我们长大后，个个象离巢的小鸟似地飞走了，孤独的母亲总盼着我们回一趟家。每次听到儿女回去的消息，总会忙前忙后，逢人便说，兴奋几天。我们回去时，母亲总会拖着带病的身子，颤颤微微地走到村口急切地等待我们。我们与母亲之间有永远也唠不完的话，唠了几个通宵，竟觉得还没说完。我们要走了，母亲又会站在路口，呆呆地目送我们远去。
　　后来，由于工作忙，回家的次数更少了。我们接她到城里来住，她住十多天就嚷着要回去，说是楼上生活不习惯，城里没有农村清净。
　　母亲生病以后，兄妹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尽全力给母亲看病。起初，她配合很好，吃药、打针都很主动。治疗两年后，病也没有多大起色，她就多次说不想再治了。到最后一个月，她干脆拒绝接受治疗，任凭谁劝都无济于事。
　　母亲以一种不理智的方式离开了尘世，撒留下深深的母爱将我一生包围。逝者已逝，生者悲切。我永远无法忘却母亲，但又总怕想起母亲。每每想起她弥留之际痛苦的模样，我的心就会被那无法弥补的伤痛疯狂地折磨着。夜阑人静常自扰。无梦的日子里，我总是小心的擦拭着记忆的伤口，不敢触摸对母亲的那份情感。时常望着深邃的夜空陷入沉思，默默祈望灵魂的存在。我时常期盼能做梦，因为母亲可以在我的梦里重生，因为我能和母亲在梦中息息相通，因为在梦中不用苦苦的追忆，便能再现母亲的慈容……
　　母亲，今天又是你的忌日，儿女们都去你的坟头祭奠，可是，唯独我不能去了——因为你不幸的女儿一年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