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1991年毕业后就职于宁夏电子计算机开发公司。1993年辞去公职，到北京中关村创业。1996年投身于股票市场，专职从事证券投资和研究工作。1999年5月16日处女作《历史大底就在眼前》发表于《证券市场》周刊，准确预测了“5·19”行情。此后有《奶牛论》《新淘金记》等文章发表。现为新浪专栏作家。

背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股市长期以来处于股权分裂的状态下，占股市总股本很大比例的国有股、法人股不能流通。有关统计表明，截至2003年11月，我国不能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为4113.55亿股，而同期的流通股总数仅为2260.79亿股。股权流动性过于分裂存在多种弊病，首先，不同股权的持有人利益不一致。股权的流动性分裂客观上会使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处在一种不确定的损害状态。其次，国有股不能全流通造成了同股不同值的现象。不能流通的股权不能利用公共市场的机制来解决问题，最终会危害市场的稳定性。股权流动性分裂还会形成上市公司业绩下降、股票价格不断下跌与非流通股股东资产增值的局面。有统计分析表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十年中，股权分裂使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持股的财务成本出现巨大的差异，即股权分裂使两者在收益和风险问题上处在严重的不匹配状态。前者获得的收益要大大超过其所承担的风险，而后者承担的风险大于其收益。

因此，以张卫星为代表的一批经济界人士建议我国股市早日实现全流通，以保障股民权益，但问题是，在中国股市上，不能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比现有流通股的规模要大得多。如果实行全流通，意味着理论上市场上将会增加比现有流通规模几乎大两倍的增量，这又必定会在供求方面对现有股市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冲击，因此，“全流通”在目前的中国经济界一直是个存在巨大争议的敏感话题。

从中关村到股市

记者：1991年从北大毕业之后，你选择了什么职业？

张卫星：刚毕业的时候，因为邻近中关村，也因为学了理工科的专业，就顺其自然地投身于中关村IT产业，应该差不多算是加入了中国最早的电脑行业大军了吧。

记者：你在IT行业待了多久?

张卫星：大概四五年吧，从为别人打工到自己下海，经历了很多事情。

记者：这段IT从业经历是否改变了你对社会的一些看法？

张卫星：应该说，对我最深刻的改变就是对社会的经济体制有了更深刻的见解。最主要的，是有了市场经济的概念。市场需要新技术，所以中关村应运而生；经营电脑行业的人们需要方便的餐饮，快餐业渐渐兴起。市场所具有的自发完善机制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从而学会了用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观察、思考和解释社会的各种经济现象。

记者：这种思想进而也改变了你的生活？

张卫星：可以这么说。在1996年，中国股市热潮初露端倪的时候，我比较敏感地觉察到，这是一次难得的商机。

记者：当初选择进入股市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

张卫星：几乎每一个股民进入股市的初始动机都是为了满足经济目的。当然选择这个渠道来赚钱有我自身的原因和股市本身的原因。对我来说，当时，IT行业的商机已经显而易见，可惜我没有能力去进行大规模投资，而股市则给了中小投资者一个很好的契机；再有就是股市本身所具有的吸引力，我坚信当时的股市牛市是一个必然趋势。

记者：你当年进入股市时选择的第一支股票是什么？选择标准又有哪些？

张卫星：600839的四川长虹。当时还没有习惯从利好消息什么的去分析一支股票的未来行情，主要还是从企业本身的财务报表来解读和选择。长虹是生产电视机的，当时的国内电视机市场正是方兴未艾，打个比方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