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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的酒吧
于 坚
来源：《清明》 2008年第2期 点击:
同样，在这种对托马斯式诗歌的仿写中，真正的中国世界的存在、中国当代诗歌中真正的现代主义，它的“当代诗歌”也被遮蔽起来。中国世界的诗歌似乎没有它的当代性——那种既不是所谓“超以象外”的“纯诗”，也不是愤怒嚎叫的当代——从基本的世界体会的当代，没有它自己的“象”，没有它的生活常态，没有它的在场，没有它的日常的基本的话语方式，更没有它的诗歌标准和经典性。它要么是歇斯底里的“非诗”的嚎叫，要么是从纸上泊来的东方式的纯诗，它的经典意义与当下中国语境毫无关系，它只是在托马斯式的写作中才有希望成为经典。而对于托马斯来说，诗歌既不是嚎叫，也不是走向世界的纯诗。他那么写，是由于他有一个那样的他深为热爱的“经典”的当下，当然也是作为“政治性知识”的(他的诗歌充满着置身于福利国家和民主社会的幸福感。)当下，他有一个广阔的世界性的诗歌传统，其疆域甚至包括汉语，他选择此或彼不是一种“走向世界”的策略。他就在他的瑞典语世界中，他的全部灵感来自对他置身其中世界的基本状态的感受，他从来不是一个古典诗人，而是当代诗人。
我想，托马斯先生恐怕从没有像中国汉语诗人那样对“翻译体”那么敏感，“翻译体”对于某种语言中的诗歌意味着什么，它是独立于那种语言的另外的一个标准么？如果托马斯的诗歌被接受不是由于在汉语中被接受，它的“好”不是汉语的“好”，难道他是某种在汉语中的二流东西，而在“翻译体”里面却是一流的东西么？
歌德说，拿破仑继承了法国大革命，他则继承了牛顿学说的错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遗产是什么，是文革，是改天换地的革命导致的毁灭着自然和传统生活世界的“风暴”。我相信我们这一代诗人自有我们的当代性，这是一种丰富、生动、充满活力的知识，它当然是“非政治的”，但它也是“政治的”。最重要的是，它与托马斯先生得以感受到他那种“风暴”的当代性完全不同，但我的“风暴”在激发产生伟大的经典的灵感这一点上，并不逊于托马斯的“风暴”。
对于我这种用现代汉语写作的诗人来说，我以为汉语现代诗歌的特征恰恰不是精炼，而是雄辩。这是我们陌生的传统，在不雄辩，以暗示和隐喻擅长的高度精练的古典诗歌中，世界的另一些感受，幽默感、机智、叙述的力量、细节、局部都很少能够呈现，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过去了，我的工作是开辟汉语诗歌的另一种可能，雄辩，但是不留痕迹，一句就是一句。
托马斯·特郎斯特罗姆是当代的，所以我有幸在昆明春天的一个黄昏见到了托马斯，活人，对昆明好奇着。这老诗人已经中风，说话不清楚。他的相貌看上去有些狡黠，像一个通灵的巫师。他的瑞典话需要他的夫人用英语转述再译成汉语，那是他的话么？老诗人已经半身不遂，走起路来，就像是他的诗歌在晚年获得了肉体，缓慢、重量、小心地迈着步、别踩得太重了，别碰坏了这世界完美中的什么。可惜他不再写诗了，只能在中文版的《诗歌全集》上签名，写得非常缓慢，中风的手颤抖着，像是牵着一条蠕动着的蚯蚓。我看见他从轮椅中站起来拄着金属支架行走的时候，总是低着头，认真地看着地面，似乎正在向一只蚂蚁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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