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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的酒吧
于 坚
来源：《清明》 2008年第2期 点击:
托马斯·特郎斯特罗姆《风暴》
引自：李笠译《特郎斯特罗姆诗全集》
与其说这是一个瑞典诗人的作品，不如说它更像一位当代中国诗人的作品。或者说更像我们时代诗人们想像中的那种“诗意的”“纯粹的”而又“洋气十足”的在现代主义的旗号下神气活现的东西。然而不幸的是，这首杰作确实不是当代中国诗歌。而且在某些方面，当中国当代诗歌已经给人“就是这类东西”的印象时，我们还是很难发现可以和这首诗歌已经达到的水准相当的作品。
就在我出生的那年，1954年，以此诗为首的17首诗在瑞典发表，轰动西方诗坛。杰出的诗人终于在瑞典语中出现了，用这种语言写诗的历史不过几百年左右。对于瑞典人来说，托马斯·特郎斯特罗姆的出现，犹如在汉语中出现了唐诗。也是的，诗人作为诗人的时代，战争、革命、分裂都已经结束，现代化已经完工。他既没有艾略特那样对现代化的焦虑，对“荒原”的恐惧，也没有艾伦·金斯伯格那样对资产阶级人间乐园的愤怒，他把目光转向了自然和他热爱的人生。一本介绍瑞典的小册子写道：在瑞典，人类文明仍然是大自然中的客人，酷爱大自然、敬重大自然，在瑞典现代社会中依然有强大的推动力，而且和信奉国教差不多。上班时间努力工作，忠于职守和自我约束，休息时完全放开、自由自在和享受生活(见《瑞典和瑞典人》)。瑞典人的世界是一个自然在很大程度上被保留着的世界，人们普遍有着某种“天人合一”式的世界观，在这里诗人与日常生活、福利制度是和解的，衣食无忧，诗人与世界的关系正像盛唐帝国时代的诗人，是审美的、感激的、诗意的，入世而又飘逸的。这使他的诗歌具有一种非时代性，来自对世界的基本事物和生活世界(只有当现时代的意识形态对于诗人不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空气，诗人才可能正常地感受到基本的事物和生活世界)的感恩戴德而不是反抗，纯诗，诗人梦想中的诗，是读者经验中的以为应该如此的诗。而这些诗译成汉语似乎也比艾略特、艾伦·金斯伯格们更是“诗的”。作为诗人，他也是一帆风顺，23岁发表17首诗之后，即在瑞典诗坛取得了不朽者的地位。他不反抗什么，他只是以想像力呈现了一个伊甸园式的世界。
作为汉语诗歌的现代主义，许多诗人内在的标准与其说是愤怒、荒诞、不高雅的、世俗的现代主义，不如说是庞德、托马斯们的具有古典东方色彩的唯美的现代主义，而且是李贺那样的超现实主义。北岛就深受托马斯的影响，他是最早翻译托马斯作品的译者之一。托马斯影响了当代许多汉语诗人，许多诗人的理想，就是要成为诗人中的诗人，而且是诗意的诗人。对于唐诗，诗人们都知道，我们早己不是同一个在场，它被诗人们视为古董。但以另一种语言尤其是在西方语言中出现的类似唐诗(在一个歌舞升平的古代世界，也是古代东方“现代化”的高峰中创造的诗歌)的幽灵，诗人们却作为现代主义来接受。其实在托马斯看来，唐诗恰恰是现代主义的经典。就像日本的浮世绘在印象派画家的眼中那样。(西方世界在二十世纪对东方文化的感应，其实不是灵感忽至，而是有着其生活世界的感受的，某种“盛世”的感受弥漫在西方许多二十世纪后期的诗人的作品中。无非有的是盛世危言，有些是盛世感言罢了。)托马斯可能复苏了汉语诗人们对“诗意”的记忆，但问题是，他们与托马斯有着同样的在场么？托马斯是在二十世纪的瑞典而不是在唐朝写下这些诗歌的，托马斯进入诗坛之所以比较容易，是因为他恰好满足了福利社会读者对所谓“诗意的”期待，这种诗意作为一种知识早已通过教育使读者刻骨铭心，这种诗意也渗透在福利世界的生活中。托马斯的诗歌再次通过当代语言使这种诗意在现时代中复活，与艾伦·金斯伯格不同，后者不仅要创造现时代的诗歌语言，而且要创造一种新的“诗意”，这种诗意与资产阶级福利社会教养中的诗意如此格格不入，以致金斯伯格为此被送上了法庭。
中国模仿者的困境是，他们既没有唐代世界的在场，又没有瑞典世界的在场。他们位于中国二十世纪多灾多难的历史中。他们可能拒绝看到这一点，但这一历史遗产就像宿命一样，使诗人们的在场在本质上与托马斯养尊处优的生活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他们成为诗人中的诗人的梦想并没有基本的东西来支持——与生活和自然的真正关系(这种关系是在诗人相信天长地久的状态中建立的，而不是思想解放的产物。)于是诗歌成为诗人仅仅是为了诗人一角的风度、成功和自我戏剧化的鹤立鸡群的表演道具，以托马斯的方式来表演，那是最容易进入诗意世界的了。但在托马斯的诗歌中，那是存在，是北欧充裕的物质世界和自由精神王国中，人们对自然和人生的刻骨铭心的亲和所产生的想像力、以及无忧无虑因此在精神松弛的状态下对自然人生的深刻感受。就像歌德时代一样，诗人对于国王、大公、贵族、传统和日常生活等等，并没有阶级的意识，更没有愤怒和革命造反的情结，一切就像昔日李白应召进入皇宫一样自然。
托马斯说，他的诗歌放弃雄辩。这讲的真像是我们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学习到的那种知识，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普遍特点就是它们的不雄辩。通过精练的、点到为止的意象、蒙太奇式的组合，传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是古典诗歌的强项。最典型的例子莫如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托马斯的现代性似乎只是这种组合的更细节化的展开。在“不雄辩上”它依然不如古代汉语诗歌精练，但它比较精确。对于汉语来说，托马斯的方式是传统，对西方来说，他却是现代派。在托马斯的诗歌中，世界更多的还是语言奇妙组合的魅力，“放弃雄辩”对于他是被意识到的诗歌技术，而不像李白们的诗歌中，“不雄辩”是自在的，是不言自明者。在诗歌中，语言已经退隐，存在的魅力使读者完全忘记了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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