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

公文写作 　　回首1978年，那时的中国孤独地行走在世界边缘，长期的政治斗争让人对未来感到心灰意冷。开放之初，从领导者到普通百姓都显得有些茫然无助—外援无望，内资匮乏，僵硬的体制束缚了所有人的手脚。但其后30年，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一群不甘于自身命运的小人物把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经济社会转轨，民众为追求自身幸福涌入历史的洪流……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在金融体系上，此前中国基本上只有一家银行，没有保险公司及其他任何金融企业，国有企业存款和财政存款之和为1089.9亿元。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元。为了避免在可能的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企业并没有被放置在拥有经济地理优势的沿海地区，而是转战大后方。重要的工业企业都被设置在交通成本高昂的山区，并且不计经济合理性地分散在广泛的地区，从而丧失了规模优势，使得经济效率非常低下。国有企业暮气沉沉，轻工业发展严重滞后，人们购买粮食和日用品都需要凭票供应。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出访日本。前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在陪同途中问他对日本什么感兴趣时，邓小平说，中国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时常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没有不产生一氧化碳的煤球。 青!年@文#摘 (21read.com)
　　此时，中国与世界彼此还是那么陌生，各自面对的生活和话题又是那么遥远。当美国家庭的电视普及率超过70%时，《人民日报》上才第一次出现了与电视机有关的漫画。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开放之初邓小平曾尝试借资本主义的钱造“中国大厦”。
　　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顺利。外国投资者很快发现，中国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投资国。一位随大众汽车前来中国考察的德国记者略带嘲讽地写道：“大众汽车将在一个孤岛上生产，并且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配件供应商。中国车间里的葫芦吊、长板凳、橡皮榔头，都是我爷爷辈的生产方式。”在重庆炼钢厂，一位日本记者意外地发现了一台140多年前英国制造的蒸汽式轧钢机还在使用。
　　在山东青岛，35岁的张瑞敏被上级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他后来回忆说：“欢迎我的是53张请调报告，上班8点钟来，9点钟就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到厂里就只有一条烂泥路，下雨必须要用绳子把鞋绑起来，不然就被烂泥拖走了。”为了加强管理，他上任后的第一条规章制度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
　　创业之初，柳传志像没头苍蝇一样骑着自行车每天在北京街头瞎转。他先是在单位大门旁边摆摊兜售电子表和旱冰鞋，然后又批发过运动裤衩和电冰箱……这是一段让很多企业家自豪却又不愿意多作回忆的历史，创业初期，他们几乎无一不在灰色地带完成了原始积累。从1985年到1987年，全国各地共引进115条彩电生产线、73条冰箱生产线，仅广东一省，就引进21条西装生产线、18条饮料罐装线、22条食品面包生产线、12条家具生产线。美国《新闻周刊》曾对此作过生动的描述：“一批工程师、技术员和包装工来到了法国的工业城市瓦尔蒙，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把已经破产的博克内克特冰箱厂的设备尽数拆去，5000吨设备装上了轮船、飞机和火车，启程运往天津，在那里的一家工厂里它们将被重新组装成一条每天生产2000台新冰箱的生产线。”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一片忙乱中开业。交易所负责人敲完锣后竟兴奋得当场晕倒，毕竟中国人已经有40年没搞过资本游戏了，所有人都手忙脚乱。有意思的是，12月1日，就在上海即将开市之前，不甘落后的深圳抢先“试开市”。由于仓促抢跑，深市第一天成交安达股票8000股，采用的是最原始的口头唱报和白板竞价的手工方式。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处在青春期疯长的孩子，当孩子发育的骨骼一次次快速突破旧体制、旧思维的束缚时，中国的经济也在一次次裂变中获得了新生。
　　1993年2月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代表们就餐第一次不再需要缴纳粮票。5月10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从这一天起取消粮票。此后，各种带有明显计划经济色彩的票据一一从人们生活中消失了。
　　在价格优势下，本土家电企业打垮了跨国公司，之后便迅速地陷入了更为惨烈的“内战”。由于所有企业都处在相同的技术层面上，所以“内战”的武器还是价格战，以及一轮又一轮的以“技术创新”为噱头的概念大战。有人曾经对这些“新技术”做过一个黑色幽默式的描写：譬如“光触媒空调”被宣称是“21世纪空调业的重大突破”，其实就是在过滤器上加装一张含有活性炭的过滤网，活性炭潮湿了，就拿出来晒晒太阳，其成本不到1元钱；“环形立体风空调”是某大空调企业投入上亿元开发出来的专利技术，其实就是在风叶上装了一个定时器，让它定时上下左右变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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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狂飙突进的多元化浪潮席卷下，企业家们似乎已经失去了认真、寂寞地做好一个产品的耐心。“我认为中国人有点急躁。”在中国沿海考察的日本管理学者大前研一有点担忧地说：“中国的企业家只想在五年之内就学到日本花了50年所学的，可是，管理是一个连续反馈的过程，如果你只是这样‘浓缩’地学习，然后匆匆忙忙地采取行动，或者是让其他人来对组织进行改造，这简直就像个‘人造的孩子’。”www.21read.com青年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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