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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李双双》电影中写有一句台词，喜旺说：“你们现在青年是先恋爱后结婚，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这句话在六十年代流传得很广。当时的区县干部“先结婚后恋爱”这种情况不少，我自己的婚姻就是这种形式。
我妻子董双和我是同乡，相离4里地。3岁订婚，婚前根本没见过面，光听说她家比较穷，长得也不好看，额头比较高，眼窝比较深，大约就是“苏小妹”那种类型。我祖父在她的村子当过私塾先生。祖父还安慰我说：你岳父是方面大耳，闺女错不了。可是我幼年的心上，总有一块阴影，可也没机会见一面。
俗话说：饥不择食，贫不择妻。我16岁时本来在洛阳当学徒，1944年洛阳沦陷，我失业回到农村。当时没有职业，又加上兵荒马乱，就在1945年春天，父亲为我仓促完了婚。当时她连件新衣服都没有，母亲染了两个盐袋子，算是给她做了一件蓝布衫、一条灰裤子。
农民有句俗话：新媳妇丑似驴。我第一眼看到她时，确实有点寒心。大约她家里茶饭不好，她长得又瘦又小，脸儿冻得像红萝卜。因为结婚那天太忙，黄昏时我还在送借来的桌子板凳，我累极了，没顾上仔细看便倒在床上睡着了。其实我那时也只有16周岁，也是个孩子。
因为白天吃了些红薯粉条，到后半夜胃酸疼起来。我醒来之后，却发现她在床的一角坐着。她第一句话：“你怎么了？”我说：“胃作酸。”她说：“你找一把芝麻嚼嚼咽下去就好了。”我跑到堂屋找了点芝麻吃了吃，果然胃不疼了。我再看她时，他低着头，好像很胆怯。就在这时，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同情心：在我面前的她也是个人！一个可怜人。我说：“你怎么不睡？”她说：“天快明了吧，还要打开煤火添锅做饭。也不知什么时候了？”我说：“早着哩，鸡子还没叫头遍。”
中国的旧式婚姻就是这么怪，两个人没说过一句话，就好像说了多少年话了。每个人都在无声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新婚那几天，说不上有什么感情，我只是可怜她，每天早上要早起做饭，因为没有钟表，吓得她不敢睡觉，一口大锅连饭有三四十斤重，她要端下来。
我当时有一种感觉，这个小丑丫头将和我在风雨坎坷中过一辈子。她将是我生命的同行者，不管是刀山火海！……
在一个封建大家庭中当一个媳妇是很受气的，她们是最底层。我在洛阳解放那一年，已经有两个孩子，她才20岁。大家庭不准有“体己钱”，所以她连买几个鞋子上的“气眼”钱都没有。我经常见她把旧鞋子上的“气眼”拆下来，再砸在孩子们的新鞋上。
1948年我们老家分了家，我在家种了一段地。我们两个锄小谷苗，戴着草帽，提一罐井凉水，千里风吹着。母亲半晌时把小孩子抱到田头来吃一次奶，孩子在树下跳着笑着。那景象，我现在当了作家，回忆起来仍极为向往留恋。
因为我写《李双双小传》小说时，用了她的名字，她只好改作今天的名字董冰。我原来没有发现她有那么强的记忆力，比如30年前我哪一天去北京、哪一天回家，我母亲哪一天生病、哪一天请医生看……凡此种种，几十年过去的事，如数家珍。特别是读书，10年中，她养着6个孩子，居然把从高小到初中的语文、历史课文全部读完。我一共给她买过4本字典，几十年来都翻成了破碎片。到现我写稿子时，某个字想不起来，还要问她。6个孩子不仅全靠她养大、喂大，穿的衣服、鞋子也都是她亲手做。特别是布票紧缺的那些年，她几乎整夜都在缝补袜子和衣服，鞋子一做就是几十双。虽然我后来有了稿费，日子宽容了一些，可她还舍不得给孩子们买双球鞋。
她每天练写钢笔字，我们家大小纸片都被她写得密密麻麻。年轻时，她一坐就坐到夜里两点，一方面做活计，一方面看书。中外小说她居然读了上百部，像《上下五千年》、《外祖母》、《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红旗谱》、《创业史》，还有《林肯传》等不知读了多少遍，她还能背几百首唐诗。因为过于劳累，夜里开始失眠，她倒挺高兴，以为这样可以多写点字，后来便发展成了神经衰弱。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成“黑帮”，送到西华县农村“劳动改造”，她和孩子们也被赶到乡下，每人只发几元生活费。这时她发挥了一个女人的勇敢和毅力，想办法喂鸡、喂羊，让全家吃饱肚子，在农村过年时，还让孩子们穿上新鞋、新衣服。
最令我难忘的是我的祖父母、父亲、母亲的生病、死葬都由她一个人回老家护养料理。她替我尽了生养死葬的责任，这也是我最感激她的事情。
我现在老了，而且病了，没想到她又成为我的“保姆”，吃饭、穿衣、理发、洗脚、量血压……全靠她，有时写稿子也靠她记录帮助。
我是个作家，她是个家庭妇女。我们每天也有说不完的话，看一本小说、一个电视，评价优劣，感受都大体相同。
“糟糠之妻不下堂”，因为我的良心不坏，到老来我倒是沾了这个农村姑娘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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