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八年，汉朝皇太后的侄子王莽接受了孺子婴的禅让，建立新王朝。作为“禅让”一方的小皇帝只有5岁。

从现在的眼光看起来，这样的情形很像是一出闹剧，但别忘了：至少有30年，王莽一直是天下君子的楷模。他谦虚礼让、勤奋博学、生活俭朴、乐善好施，在忠孝仁义各方面都有值得称道的事迹。

王莽摄政期间，一位皇帝死了；没过几年，又一位皇帝死了（好像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第三位皇帝幼稚到无法当政。老天不断现出吉祥的预兆，官员重复效忠的誓言，百姓以各种方式表达拥戴的心意……在以“假皇帝”的名义辅佐了两年之后，王莽终于弄假成真了。所有人都极力支持王莽称帝，其中包括著名的大学者刘歆和身居要职的孔子世孙孔光。

后世的儒家学者却都不肯承认王莽是一位儒生，从书写《汉书·王莽传》的班固开始，儒家集团就不断从各个角度重复着一种论调：王莽是戴了面具的假儒。

儒家学者在评判这段历史时，总是强调王莽的“篡位”，仿佛这么说就可以顺当地推理出：王莽在30多年间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实现他称帝的野心而假扮儒生，他本人从来都没有信仰过儒家思想。如果非得给王莽定位不可，与其说他是“伪儒”，不如说是“反儒”。他是政治上的野心家，道德上的伪君子，残忍的疯子，无能的蠢材。

如此严厉的态度，显露出些许不安。越是痛骂王莽玩弄权术，就越是无法回避儒家思想里包含着被作为“术”的特质。实际上，早在孔孟时代，这种矛盾就已经浮现了。儒家思想系统的核心概念“仁”，可以大致理解为“爱人”，但如果仅仅这样想，反而是极大的误解。墨家的“兼爱”主张被孟子斥为“无君无父”的“禽兽”，说明在儒家那里，爱是有条件的，与身份有关；同时还必须表达为某种恰当的方式和程度，即“合乎礼”。由此看来，儒家思想是一种形式化的人道主义，它对人际关系的重视程度远远多于关注人的自身存在。“仁”和“礼”是表里关系，但我们发现“仁”的概念在儒家系统里总是阐述得非常随机，好像不大相信人有稳定的精神生活（除了圣人）。行为是可以观察和评判的，为此值得花费大量精力把“礼”的系统从祭祀仪式中扩展开来，成为一套极度繁琐的社交规则。大多数人无所适从，但是“君子”应该从中感到无穷乐趣。清朝末年，顽强崇拜儒家的学者辜鸿铭对西方人把“礼”翻译成“Rite”大为光火，他认为当然应该是“Art”——“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从含糊的“仁”到精致的、审美的“礼”，表明儒学决定绕过内心思辨的矛盾，走上的正是工具化的路子。

孔子坚决不同意诸侯有资格成为王，孟子就作了一些变通，他用非常雄辩的言辞游说诸侯，告诉他们以“仁”治国，就能成“王道”而得天下了。要命的是，统治者往往只关心“王”却忽视“道”。更要命的是，劝谏的一方也很清楚这一事实。要么拒绝合作，承认理论失败；要么就得假装不知道——同时为自己和对方戴上面具。汉武帝刘彻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儒学就是作为权术被利用的。《汉书·公孙弘》对此有生动的描述：“于是上（汉武帝）察其（公孙弘）行慎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说之。”所谓“缘饰”，难道不就是一种华丽的面具吗？

这样看来，后世儒生之所以痛恨王莽，也许已经认识到他并非异端，正相反，他做了一位儒学信仰者应该做的一切，结果却失败了。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这一次学者治国的机会，其结果足以影响每一位儒学者的信心。   

宋朝的李纲对王莽作了最大的让步，说他“崇儒”但不“信儒”，算是还原了他崇拜儒家的事实，同时又给他戴上另一张面具——信仰。这种说法虽然显得简单武断，毕竟触及了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我们不妨接受众多儒家学者的看法，认为王莽是一个始终戴着假面具生活的人。但要明白，面具可能不止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