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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严复
清朝晚期热学西方,严复发表的《天演论》震动了中国思想界,从而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同时,也把科学的理论摆在中国人面前。1894年,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理论学》出版,严复就是在此基础上发表了《天演论》,分期登在《国闻报》增刊上。有人说,严复的《天演论》是中国从近代自身矛盾中得以启发而面对今后社会发展最正确的思想。他以生物进化论观点宣传社会进化论,从而打破了中国人思想上的愚昧和精神上的麻木,开始用一种正确的“进化论”来呼吁复国强民。严复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光明最重要的学者。
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
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鲁迅
民国时期,中国涌现了一批抨击黑暗反动统治、追求光明与民主的进步文学家。著名的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其中鲁迅针对“国民劣根性”的思想风靡于中国文坛。鲁迅研究专家唐韬曾说过:鲁迅的作品之所以深刻,就是他写出了人,或者说中国人的一些内在东西。换言之,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德行。
继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之后,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在中国居住22年后写出了《中国人德行》一书,并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在我看来,《中国人德行》是一部反映中国人在几千年传统思想的支配或习惯下故步自封、不接受时代变革和发展而因循守旧的贯于自我的一种缺点。正如亚瑟•史密斯在书中说:中国是一个差异很大的国家,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他们的眼界是这样狭窄,许多人从来没去过十英里以外的地方,除了自己周围的环境以外,对其它的生活状态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为生存而挣扎,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晓得。们的生活只由两部分组成:肠胃与钱袋。而且大多人烦恼的事实是;至于涉及到事实以外的事物,他们立刻就成了无神论者,多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偶尔对他们明知毫无价值的偶像伏拜,或者对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施舍点食物,就是以满足依赖别人信托的本能。这段话一针见血击中了中国传统思想的要害,中国人守旧的生活状态。当然,亚瑟•史密斯书中的错误也不免多多。鲁迅说:他是站在剥削的立场来看中国人的。但这本书的确给了中国人不少启发。鲁迅是受影响者之一。
1936年9下旬,鲁迅先生读着9月20日上海《大公报》上关于辱华影片《上海快车》的评论,又看到21日报上所载北平丰台中日两军摩擦的电报,不禁百感交集。10月5日,他在发表在《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上的一篇文章结尾语重心长的说: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阅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中国人德行》的前称)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十四天后,鲁迅先生因病逝世。
关于鲁迅,我想我没必要再说什么,这是一位伟大的、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
民国时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教育家,主要有:蔡元培、陶行知、徐特立、陈独秀等。今天当我们再谈起他们时,有一个人刻骨铭心的让人想念,这个人今天依旧留在北大,他就是蔡元培先生。
当年蔡元培和陈独秀的相识可谓是一段千古佳话。当年陈独秀一心一意办《新青年》杂志,呼吁救国图强。当时出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翻阅了《新青年》后,便决意聘请陈独秀。起初,陈说:不干,因为正在办杂志。因为他知道,他从来没在大学里教过书,而且又没什么学历头衔。可蔡说:那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好了。这就是蔡元培的伟大。“五四”运动爆发后,北大学生不顾蔡校长的制止,举起了民族精神。蔡校长说:学生的本质工作是学习,不是闹革命,只有掌握了知识才能图国强民。我就在想,如果当年北大学生听了蔡校长的话,结果会是怎样,会不会出现成天上万个蔡元培?我曾试想,民族存亡,不是你一冲动就能用小力量解决的,它需要一股强而大的力量来引导。诚然,民族存亡时刻,北大学生举起了民族精神。但当时社会的惨痛背景,应留给我们在新的时代里深刻反思。
现在。
1978年底,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自此之后,在短短的20年内,中国社会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壮观的宏伟成就,尤其在经济领域,让全世界为之震动。可也在同时,由于西方思想的快速侵入,让一部分中国人在追求新潮的同时,也把金钱、名誉、地位、权力推向了终极价值的圣殿,也让一部分中国人迷失了方向:“拜金主义”、“贿赂关系”、“道德沦丧”等一系列的现象正在把中国社会引向一个“钱的国度”。中国各层阶级在“不择手段”和“一切向钱看”的双重作用下,把人和低级动物之间的差距缩短到无以加复的地步。中国正在从一个形式上的问题转变成一个事实上的问题,在真实与虚伪之间,中国人的内心真实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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