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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那一个寒冷的冬日 1924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北京很冷,白天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两天前,这里刚下过一场大雪,所有街道都结上了冰。下午四时许,一趟来自天津的专列缓缓驶进前门车站,数万欢迎人群伫立街头,顿时忘记了寒冷。 走下车的是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陪同他们的有汪精卫等国民党要员。 一位正在北京国立法政大学念书的学生,站在欢迎人群中: 尽管那天天气不好,大约有十万人聚集到前门火车站去欢迎孙博 士。当孙博士走出专车时,国立北京艺术学院的乐队奏起了中国乐曲。 成千上万的人为即将看到他的风采和听到他的教诲而纵情欢呼。可是 孙博士重病在身,他只是向欢迎的人群点头示意,就乘上小汽车径直驶 向北京饭店。(《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3页) 北京来过多次,这却是孙中山的最后一次。胆囊腺癌已到晚期,但他仍在拚命一搏。 两个多月前,他还不可能走进北京。1924年10月下旬,北京刚刚更换主人。第二次直奉大战中,直系重要将领冯玉祥反戈一击,导致直系大败,“贿选总统”曹锟被软禁,“讨逆联军”总司令吴佩孚率残部逃遁。 在这一次直奉大战中,南方的孙中山与东北的张作霖站在一起,吴佩孚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奉系大胜,对于一直缺乏军事力量的孙中山来说,眼前又出现了建立强有力政权以统一中国的机会。他重病缠身,知来日无多,他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当占领了北京的冯玉祥致电邀请他来京商谈国事时,他欣然前来。以往,谈到此事时,相关文章或史书,只强调冯玉祥的个人邀请,而回避整个奉系的背景,其实,此时冯玉祥已与奉系结盟,他的邀请不妨看作是整个奉系的动议,而非个人行为。事实也如此。 孙中山从广州前来北京,途经上海、日本的长崎和神户、天津,历时一个多月。在他抵达天津前,11月24日,几年前下野的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重新回到北京组织临时执政府,冯玉祥则通电下野。但即便如此,孙中山继续着与奉系的接触。12月4日孙中山一行抵达天津,5日中午,被曹锟赶下台的前总统黎元洪设宴为孙中山洗尘,同席作陪的不是别人,正是刚刚大获全胜的奉系首领张作霖。孙中山抵达北京后,段祺瑞在铁狮子胡同为其安排行辕,这座房子曾是原外交总长顾维钧的宅第。 孙中山一生中常常做出惊人之举,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北京之行依然如此。 一年前,1923年,1月26日,他和苏联特使越飞在上海会谈后发表了联合宣言,开始了与苏联的紧密合作。他欲重振国民党,在三民主义基础上,提出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不同社会基础、不同政治理想的两个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引导下走到了一起。这是特殊形式的政治联合:共产党员也可以加入国民党,并担任要职。与此伺时,自民国初午屡受挫折的孙中山,一直因缺乏军事实力而疲于奔命,遂在苏联派来的政治顾问鲍罗廷指导下,于1924年5月创办了黄埔军校,培养自己的军官,按照苏联红军的管理模式建立自己的军队,在军队设立党代表制度…… 他的理想执着如初。巩固广东根据地——北伐——统一中国,一切将重新开始。不过,即便在与苏联和中共的合作开始之后,孙中山仍未放弃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合作的努力。于是,很有意味的历史画面就出现了:当孙中山在天津与张作霖见面时,他的党和军队正在广东进行着北伐的准备,而两年后北伐最大的敌人正是张作霖。 惊人之举不限于此。 当开始与苏联密切合作后,孙中山仍希望与西方列强特别是与美国合作。 1924年1月6日,美国驻北京公使舒尔曼访问广州时拜会孙中山,孙中山再次要求美国予以支持,他仍认为这种支持是最值得争取的。孙中山对舒尔曼说:美国是中国唯一可以信赖的国家。他吁请美国调解,以结束中国的内乱。据《纽约时报》一位记者称,这次孙中山走得最远,他建议美国及其他西方列强共同干预,并在中国实行为期五年的监护统治! 多年来,孙中山向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传递出强烈的友好愿望,屡屡被冷漠碰得粉碎。这一次同样如此。他所提出的“监护统治”的建议,尽管石破天惊,但对他总是持怀疑态度的西方人无法相信。美国公使舒尔曼甚至认为,这一建议不宜向华盛顿报告,他连孙中山所表示的对美国的信赖,也不向华盛顿报告。在他递交的报告中,只概述了孙中山关于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论,还说孙中山给他的印象如同一名精神错乱者。(以上参观《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第206页) 不难想象,屡遭冷遇后的孙中山会有多深的失望、激愤和无奈。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正是这样二些奇特、怪异、费解的历史场景。就如同毕加索立体主义的画面,人的躯体被分解成一块又一块,然后又重新排列组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色彩与结构早已大大不同于常理,但视觉的刺激却再也不会忘记。 我很欣赏一位美国专家关于孙中山的一番话: 孙中山的作风令人费解,因他是个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在致力革命时,他宁愿选择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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