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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看,李鸿章就是这样一个很真实、很有个性的老头子。他的思想轨迹确实是比较驳杂的。他奉行实用主义哲学,既有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那种刚性,又混杂着见风转舵,唯利是图的现代成分;娴熟“水鸟哲学”(表面平静,暗里动作),洞明世事,善于投合、趋避;三分耿直中带着七分狡黠;既忠于职守,又徇私舞弊;讲求务实,却并不特别较真。
李鸿章的为官诀窍,前面已经引述过,即“士人以身许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何谓“得君”?说穿了就是能讨得君王的喜欢,得到君王的信任。而要讨得喜欢,获取信任,首先必须摸准主子的脾气,透彻地掌握其用人的标准。在这方面,李鸿章的工夫是很到家的。他知道,清王朝择臣的准则是,只要你肯于死心塌地当奴才,忠心耿耿地为朝廷卖命,就照用不误,为贤为愚、或贪或廉,都无关大体。对于所谓“名儒”与“名臣”,清朝皇帝向来是不感兴趣的。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道理很简单,历史上的名臣,往往与昏君、庸君相对应,圣明天子之下还能有什么“名臣”吗?所以,李鸿章从来不以正人君子自命,无意去充当那种“道德楷模”。明乎此,也就晓得了对于曾国藩那——套追求高大完美的“心灵的朝圣”,他之所以不以为然,真谛就在这里。 唯一官方网站21read.com
李鸿章考虑得最多的,不是是非曲直,而是切身利害。他论势不论理,只讲有用,只讲好处,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不看重道德,不讲求原则。梁启超评论他是“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弥缝苟安,而无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这是很准确的。他缺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为救亡图存而奋不顾身、宁为玉碎的精神魅力。在签订各项屈辱和约时,他缺乏硬骨头精神,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不能仗义执言,拼死相争,一切都以能否保官固宠为重,这正是市侩式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外交活动中的集中展现。
十八世纪英国著名首相帕麦斯顿有一句名言:“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不变的。”这是一种极为灵活的对外策略,为后世所普遍奉行,而李鸿章却把它搬用过来,作为处置内部事务的一条准则。在这种准则支配下,必然是不问宗旨,不管对错,只要你得势了,或预计将能得势,他便会采取审慎的合作态度,明里暗里表示支持;而一旦发现你已经丧失了使用价值,便会毫不犹豫地弃置不顾。
在对待戊戌政变和维新派的态度上,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政变伊始,由于事关重大,而且形势不明,李鸿章经过反复权衡,确定置身事外,不去直接参与。为了避嫌,他曾向慈禧表示,“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公开申明这一立场。维新党人张元济不晓得个中微妙,曾恳切地请求他:“现在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你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他申斥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但是,当维新派遭到慈禧镇压,康有为、梁启超被定为“乱臣贼子之尤”时,身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却暗地里输诚相与,采取保护的对策。因为他了解到日、美、英诸国对维新派是支持的,推测康、梁日后定会大有作为。如果完全跟着老太后跑,一旦维新派在外国支持下掌了大权,自己将难予处置。因此,他特意委托日本人向逃亡海外的康、梁致意,表示对他们的关心。朝廷指令他铲平康、梁祖坟以儆奸邪,他则以“香港近有新党欲袭广东,恐过激生变”为由,建议稍缓进行;而在慈棺面前,则极力贬斥、丑诋维新派,说他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他就是这样“脚踩两只船”,运用两面手法,来保全自己,预留后路。待到后来,当他观察到变法派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不可能东山再起;而清廷又紧追不放,如果一味拖延,行将危及自身利益,便一反常态,断然采取严厉打击的行动,不仅迅速铲平了康家的祖坟,还把清政府缉拿康、梁的赏银,由十万两提高到十四万两。可见,他一切都以保全自己为前提,以对已是否有利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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