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他出生于道光继统的第三个年头(公元1823年)。鸦片战争那一年，他中了秀才。从此，中国的国门被英国人的舰炮轰开，天朝大国的神话开始揭破了。封建王朝的末世苍茫，大体上相似，但晚清又有其独特性。其他王朝所遇到的威胁，或来自内陆边疆，或遭遇民变蜂起，或祸起萧墙之内，而晚清七十年间，却是海外列强饿虎捕食一般，蜂拥而上。外边面临着瓜分惨剧，内囊里又溃烂得一塌糊涂，女主昏庸残暴，文恬武嬉，官场腐败无能达于极点。在这种情势下，李鸿章的“裱糊匠”角色，可以说是命定了的。
　　当然，这并非他的初衷。由于深受儒学的熏陶，他从小就立下了：弘誓大愿。二十岁时，他写过十首《入都》诗，里面满是“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之类的句子。果然，第二年就中了举人，三年后又中进士，入翰林。他在参加殿试时，借着《孟子日：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的考题大肆发挥：“今当举世披靡之会，使皆以缄默鸣高，则挽回风运之大权，其将谁属耶?”坦然以力挽狂澜、只手擎天自任，大有一种“舍我其谁”的骄人气概。
　　李鸿章在他七十八年的生命途程中，以1862年经曾国藩举荐正式出任地方都抚为中线，前后恰好都是三十九年。他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两广总督及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直到1901年因病死在任上。他是晚清政坛上活动时间最长、任事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核心人物。
　　热心仕进，渴望功名，原是旧时代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伪共同追求，但像李鸿章那样执著，那样迷恋，却是古今少见的。一般人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李鸿章则是不分顺境逆境，不问成败利钝，总是过河卒子有进无退。他把功名利禄看作命根子，入仕之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官场，真是生命不息，做官不止。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官迷”。曾国藩说过：他的两个弟子，“俞樾拼命著书，少荃(鸿章)拼命做官”。以高度的自觉、狂热的劲头、强烈的欲望追逐功名仕进，这是李鸿章的典型性格。
　　李鸿章一生功业甚多，但他的蜚声中外，以至成为“世界级”的名人，主要是在洋务、外交方面。在慈禧太后和洋人的心目中，李鸿章与清廷的外交事务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每当大清国外事方面遇到了麻烦、面临着危机，老太后总是“着李鸿章为特命全权大臣”，于是，这个年迈的衰翁便会披挂上阵，出来收拾残局，做一些“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间，竟连续签订了《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同盟密约》、《辛丑和约》四个屈辱条约。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可以想见，李鸿章在西太后身边，日子是不会好过的。相传，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与李鸿章交谈时，曾暗喻他只会打内战，他听了喟然长叹道：“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老李当然无法与老俾相比。威廉一世和老俾君臣合契，是一对理想的搭档。书载，威廉皇帝回到后官，经常愤怒地摔砸器皿。皇后知道这是因为受了老俾的气，便问：“你为什么这么宠着他?”皇帝说：“他是首相，下面许多人的气他都要受，受了气往哪儿出？只好往我身上出啊!我又往哪儿出呢？就只有摔茶杯了。”老李受的气绝不会比老俾的少，但他敢找“老佛爷”出气吗?
　　他在甲午战争中，声名尤为狼藉，民怨沸腾之下，清廷不得不给他“褫去黄马褂”的处分。一天，江苏昆曲名丑杨三演出《白蛇传》，在演到“水斗”一场时，故意把台词作些改动，说：“娘娘有旨，攻打金山寺，如有退缩，定将黄马褂剥去。”观众心领神会，哄堂大笑。李鸿章的鹰犬也都在场，恨得牙痒痒的却又不便当众发作，但事后到底把杨三弄得求生无路，惨痛而死。悲愤中，有人撰联嘲骂：“杨三己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李鸿章的长兄不忍心看着弟弟遭罪受辱，劝他早日离开官场，一起告老退休，他却坚决不肯。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杀李以谢天下”的呼声遍于朝野。而李鸿章则“晏如也”，毫无退避之念，“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他故作镇定，撰联悬于书斋：“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这也是跟他的老师学的——曾国藩当年也曾写过类似的联语：“挺起两根穷骨头，养就一段春意思。”他们所奉行的都是一种“挺经”。
　　你若说他全然不在乎，倒也未必。有时候，处境过于艰难，他也会头脑暂时清醒一些，显现出一种平常心来。比如，当他接到已经退出官场的湘军名将彭玉麟的函件后，看到这位故人徜徉于湖光山色之中，逍遥在世虑尘氛之外，不禁涌起艳羡的情怀。复函里说：“弟日在尘网中，劳劳碌碌，于时事毫无补救，又不敢言迟。仰视孤云野鹤，翱翔天表，听其所止而休，岂啻仙凡之别!”“江山清福，唯神仙中英雄退步，始能独占。下视我辈陷入泥涂如醉如梦者，不知几时可醒耳。”这自是真情流露，但也无非说说而已，实际上却根本做不到。对于李鸿章来说，官场的荣华富贵毕竟要比湖山的清虚冷落更具诱惑力。
　　彭玉麟的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