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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为马之骕证婚
范 泓
来源：《书屋》 点击: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即在《自由中国》停刊之前，马之骕仍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虽然他也在雷震手下做事，却不能与殷海光、夏道平、聂华苓、傅正这些《自由中国》社的中坚人物相提并论。马之骕当时只是经理部的经理，负责刊物的印刷与发行工作。在聂华苓女士的记忆中，那时他“对政治、时事没有兴趣……很想结婚，背着照相机到处追女孩子；照片照了一大叠，女孩子还没有追上一个……我们为他干着急：老马要当王老五了！”１１９５８年下半年，马之骕终于决定要与沙昌佩小姐结婚了。有一天，他与同事金承艺贸然跑到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适的办公室，恭请先生做证婚人。这时胡适从美返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不久，况且又正值筹办他的六十八岁生日之际，对患有心脏病的胡适来说，多少有点勉为其难。马之骕与金承艺在前往南港时，未敢事先告诉雷震。他们深知雷公认真而又率直的性格，如若他知道了“不但不给帮忙，而且会挡驾……”谁都知道，胡适先生太忙了。金承艺是一个机灵的人，又有北大出身这一背景，马之骕之所以拖着他去见胡适，就是担心胡先生不愿出面为自己做证婚人。果然，胡适听了十分为难。据马之骕回忆，当时先生“打了个‘盹儿’说：‘证婚？这……我回来之后，还没有做过这样事，我给你们证婚倒没有关系，不过就是怕此例一开，以后朋友们都来找我证婚，那就麻烦了……’”马之骕不甘善罢，连忙说宁可结婚时不登报，也还是要请先生出面的。胡适沉默不语。这时，金承艺突然对胡适说：“之骕本来决定今年春天结婚的，后来听说您要回来当院长，所以才把婚期延到现在了，就是等着请您证婚的呀……”这句话不禁让胡适颇感惊讶，他想了之后，总算答应了马之骕的这一请求。出胡适办公室，马之骕与金承艺还分别向胡适的两个秘书胡颂平、王志维打过招呼，两个年轻人当时很得意，“互相投以会心的微笑”。马之骕对金承艺说：“我曾准备了很多认为可以说服胡先生的理由，结果都没有排上用场，还是你行！”金承艺一语道破：“主要还是胡先生认为这件事是应该做的，或者他认为推也推不掉的，干脆答应算了。”
第二天，马之骕去请雷震先生出面当主婚人。
当雷震听说马之骕已请定胡适做证婚人时，不敢相信，惊诧地追问：“你说请谁证婚？”“胡先生。”“他哪里有时间做这种事情！我怎么一点儿不知道呢？”马之骕只好如实相告：“……本来是想请您帮我去请的，又想到这样小事，恐怕您在胡先生面前难以启齿，所以我就冒冒失失地去了。我怕胡先生不答应，还叫金承艺陪我去帮腔儿。没想到胡先生很高兴，一口答应了。现在主婚人非请您不可，要陪胡先生嘛！”马之骕的一厢情愿，颇让雷震左右为难。虽然当时脸色不好看，但老板为其伙计主婚也不算过分，况且胡适也答应了此事，此时他不出面也不行了。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２０日，就在胡适六十八岁生日的第三天，马之骕与沙昌佩小姐的婚礼在台北“三军军官俱乐部”举行。依照程序，胡适不仅要为两位新人宣读结婚证书，还要作“证婚人致辞”。胡适笑着说：“……我已很久没有给人证婚了！因为从一九四九年起，这么多年都住在美国，按照美国的习俗，证婚人要具备特定身份的，譬如具有神父、牧师、法官等身份的人，才有资格给人证婚。我在美国这么多年没有给人证婚，主要是因为不够资格。我这次回来是第一次给人证婚，而且是为‘自由中国社’同仁马之骕先生证婚，我觉得非常高兴……”２胡适还赠送了自己的亲笔题词：“花好，月圆，人寿。”席间，胡适讲了不少幽默的话。据马之骕的好友刘孚坤回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胡先生说希望新郎尽快参加‘ＰＴＴ俱乐部’作会员，于是大家鼓掌大笑。而且在这以后的那段时期，我们这些单身汉，碰到结婚的朋友就开玩笑，问他‘你有没有参加ＰＴＴ俱乐部呀’！”若干年后，在一次旧友聚会上，已是台湾北大校友会秘书长的刘孚坤教授见到沙昌佩女士时，又旧话重提，可见当时人们对胡适先生的“幽默”记忆犹新。不过，就在马之骕举行婚礼皆大欢喜的同时，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却派出情治人员化装后潜入会场，暗中监视这场婚礼。这是几天后金承艺告诉马之骕的。当天“三军军官俱乐部”的老板特意找到金承艺，问：“你那个在我们俱乐部结婚的朋友是什么来头呀？可不得了，婚礼开始时，一下子来了六个特务，四男两女，叫我拿六套制服给他们穿，尤其是女服务员的制服，根本就不富裕，后来硬是把两位小姐的制服换下来，给她们穿。其中一个男的警告我说：‘不得走漏消息！’‘上桌’周围的服务员都是特务呀。……这些话千万不要告诉您的朋友，否则传出去让他们知道了，一定会找我算账的！”金承艺闻之惴惴不安，但他还是镇定自若地安慰这个老板说：“不要紧，因为证婚人是胡院长，可能是治安机关派人来保护他的。”事后，马之骕不敢将此事告诉自己的新婚太太，以免增加她内心的恐惧；更不敢向雷先生汇报，惟恐他的火爆脾气一发而不可收拾，“后果堪虞”。
台湾当局之所以监视马之骕的婚礼，乃事出有因。
当时，《自由中国》半月刊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已从“紧张期”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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