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读李皖的《听者有心》，见他在后记中写道：“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再也读不成书了，这是参加工作两年以后的事。”我颇不以为然，只是嘲笑他意志的“薄弱”。但当自己也参加了工作，每天被鸡毛蒜皮的事搞得头昏脑涨再也难以将一本书从头读到尾时，我开始有些相信他的话了。而大受震动既而恐慌是在读完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后，因为我深深领悟到了世俗对理想的侵蚀力。从中我看到很多人的影子，并隐约读出自己的模样来。我不禁自问，我将来的生活会是这样吗?会为1块钱的豆腐而大吵大闹吗?会面对一瓶啤酒，半只烤鸭而悠然自得吗?会在庸常的生活中消解了我不羁的诗情吗?对此，我难以回答。只感觉世俗像一个魔鬼，在无声无息中一点点吞噬着人们鲜活的生命，待明白过来时，你已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只能颓然地接受，在静默中走向寂寥的荒冢。

我曾在一所大学混迹四年，功课无聊之极，只碰到一位好老师，他教我们的选修课。此人早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后来又读了研究生，但不知怎的便到了我们这所与人文二字毫不沾边的学校。第一次讲课，我便被他深深地吸引了。他旁征博引、侃侃而谈，在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哈耶克、波普尔、博尔赫斯、戈达尔这些后来如雷贯耳的名字，让在困境中不断求索的我仿佛看到了曙光。课余我常向他请教些问题，他也热情地予以解答，渐渐地我们很谈得来了。一次，我问他最近在研究什么课题，他说没研究。我以为他是谦虚，但他的眼睛却流露出了淡淡的疲惫与忧愁。几天以后，我突然决定去拜访他，在敲门的瞬间，我想，他一定在灯下奋笔疾书吧。门开了，却全然是另外一番景象。原来他已婚，和父母住在一起，并有了一个3岁的女儿。我的冒昧来访，让他有些惊慌失措，他似乎不愿意让我看到这一切。那晚，我们的谈话不时被婴儿的啼哭声打断。我问了他很多思想史方面的问题，他却有些顾左右而言他。忆及北大的生活，他的语调深沉而平缓，像是凭吊一个久逝的友人。我颇有些失望，这时，他却跟我讲起了生活和工作中的种种不如意：职称评不上，房子太小，工资又太低……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半晌问他：“学校条件不好，但不妨碍您自己搞研究呀！您那么有才华，又年轻，完全能在学术上做出一番成就来，到一个更大的舞台上去发挥自己!”他脸上掠过一丝苦笑，环视四周，长吁了一口气：“哪有那心思，现在历史对我而言只是谋生的工具而已，并且是一件蹩脚的工具，已不再具有任何形而上的意义了。”我一下子怔住了，想说什么，努努嘴，可终于没有说出来。

我能理解老师，但我仍感到可惜，那么优秀的一个人!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30岁，有人的生命才刚刚开始，有人便已结束!”这有些刻薄，但却一针见血。

老师的事让我想起了我的另一个朋友，他毕业于上海某名牌大学的国际经济法专业，才华横溢，曾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毕业后本能留在上海工作，但他执意要回来，想着离父母近些，好尽一尽孝心。但不幸的是他竟没能留在长沙，而是到了下面的一个政府部门，在那里他的专业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他竟屈服了，似乎要考验一下自己的忍耐力。但他并不消沉，信誓旦旦地说要考研，至少两年内要杀到长沙来。我很相信他的话，并为他的决然而感动。一年后，看到他，胖了许多，脸上的皮肉变得很松弛。问起考研的事，他嘻嘻一笑说：“正准备着呢。”又过了两年，我再去看他，正系着围裙做饭，还蛮像那么回事(但我记得这些他以前是从不沾手的)，然而更胖了。旁边站着个女孩，介绍说是他的女朋友。吃饭的时候，他们卿卿我我，很幸福的样子。那晚菜的味道很好，但我却吃得很少。

久久地，我体味这两个人，体味着世俗人生带来的琐碎、无奈、欢乐与温馨，渐渐地明白了他们：怀着满腔的热情和对现实的不满，他们走向了社会。从此为生计而奔波，随人潮一起涨落。工作不多，却为人情世故而苦恼，为房子、票子而焦灼。下班后，回到家吃过饭做完家务，已经很累了。努力打起精神，看着桌上的一堆书，那里负载着他的梦想。有人敲门，是同事，“走，玩两把，三缺一呢!”“不了，我还要看书呢。”“现在谁还看书呀，给个面子吧，就玩一会儿。”没办法，想起自己初来乍到，不能太得罪人，于是去了。一次，两次，竟玩出了趣味，于是书再不问津了。渐渐地，发现工作还凑合，工资、奖金也过得去，福利又好，何必那么拼命呢?人生在世，不就吃点玩点，知足常乐吗。至于什么民族国家、主义理想，那更是精英们的事，与我何干!这样又过了两年，突然觉得该结婚了，有人说说话，帮忙做做家务，自己年龄也不小了，不能再折腾了，何况父母还等着抱孙子呢。朋友介绍了一女孩，条件一般，人倒还贤惠，只是……唉，凑合着吧，都老大不小的了，哪有那么多风花雪月的事。

于是有了爱人，受着爱的滋润，然后又有了家庭、孩子，拥有了一个普通人所有凡俗的幸福。生活的远景像潮水般退去了，只留下一大片光秃秃的沙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