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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谈风月，不谈风云？
所 思
来源：《读书》 2008年第4期 点击:
如此看来，《色·戒》是把“时代话语”、“暴力符号”和“情感密码”交织在一起。在时代话语层面顺应主流，而在暴力符号和情感密码（也就是男女主人公的性关系和性心理）层面冒犯主流，具有顺从和冒犯的双重快感，再加上流畅的叙事技巧，《色·戒》怎么可能不广受好评呢？
以我个人看法，《色·戒》如果放到西方电影序列中，应该属于非主流文艺片，它在中国造成的热度，有其特殊性。一是那因删剪被炒得火热的床戏，会引发窥淫心理和挑战电检制度的愉悦。二是由于张爱玲、李安、国际获奖、抗日背景等等与当下中国文化环境的对接，会激发出许多话题。“广大人民群众”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这部影片难下断言，但“广大文艺中青年”普遍喜爱这部影片恐怕是现实，而且他们拥有主流媒体话语权。值得深思的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主流话语？它意味着什么？
那些评论，普遍的立论基础是“人性”、“审美”，稍带理论色彩的，则把影片定义为个人话语对抗“宏大叙事”，反感和抵触“民族大义”之类的政治批判，反之也是一样。借助电视和网络的传播，人性论者和民族主义者形成了鸡同鸭讲的对峙局面。
民族主义者的批判，在一片叫好声中提出问题，提醒人们关注《色·戒》的政治色彩，自然功不可没。假设《色·戒》的小说或电影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面世，他们的板砖一拍一个准。但现在问题变了，砖就可能拍空。难道《色·戒》是“汉奸文艺”可以概括的？难道喜欢《色·戒》就是不爱国？
从思想层面来讲，《色·戒》巧妙地呼应了当前中国由来已久的主流话语——用个体生命消解宏大叙事，并视之为人的解放。这股思想潮流，本质上就是“不讲政治”，不讲性政治也不讲时代政治，消解历史意识，高扬人性旗帜，认为人性具有先天的超越性，而政治必定局限于一时一地，而且是暴力的、反人性的。也就是说，这种“不讲政治的政治”才是《色·戒》影迷们的心理支点。你拿民族大义的板砖去拍这个？不是落在棉花上，就是拍在皮球上。而且，这种“只谈风月，不谈风云”的取向，这种“不讲政治的政治”，恐怕已经成了当代中国真正主流的政治。《色·戒》不过是个小小的例证。这股潮流的形成，或许在某些具体情境或具体作品中包含着应对舆论监管的现实策略，但我觉得主要还是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重新解读中国历史（特别是二十世纪革命史），以及当前全球化、资本主义化的消费社会有关。它是一种自觉的，甚至集体无意识的时代潮流。这种“不讲政治的政治”，主打的正是“人性”这张牌，它的具体表现方式往往是“情感”，并附加审美包装。典型作品如《泰坦尼克号》，那是超越贫富、超越阶级乃至超越生死、超越时间的“爱”——呵呵，唯一没超越的是性别，那会影响它的普适性。
其实，没有人能做到纯粹的“不讲政治”，无非是有选择地讲，讲什么，怎么讲，判然有别。所谓“人性”，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和历史批判。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它往往指向二十世纪乃至近代以来的革命史，通过批判革命的暴力，表达个体的悲剧，来否认革命这个所谓“宏大叙事”的合法性，并为今日形形色色的利益阶层铺路。张爱玲热以及《色·戒》都在这个潮流之中，只是因为影片事关民族抗日的背景，并连带出台湾被殖民的历史，导演作为大陆移民后代的微妙心态等等，使之变得更为复杂。
在人性的华美外衣下，既有的历史叙述被一步步颠覆和消解，在它的反面，一套新的历史叙述遵循着相同的逻辑悄悄建立，并借助影视等大众传媒手段广为传播。于是我们拥有了粗蛮可爱屡教不改的“李云龙”（《亮剑》），有了压抑阴郁暗藏柔情的易默成（《色·戒》），革命者和汉奸都令人“耳目一新”。这类作品怎样做到了与消费文化契合无间？其内在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意味着什么？这正是亟须回应的时代政治。
对这个艰难的问题条分缕析做出回答我无力承担，还是留给学者们吧。作为普通观众我只想再就“政治问题”引一句米尔斯的话——
大众艺术和大众思考的世界愈来愈迎合政治的要求……如果思想家不涉及政治斗争中的真理价值，就不能负责任地处理活生生的整体经验。
二○○八年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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