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从一个国家机关辞职了。我发现，自由不需要理由，而生活的真正自由应该是思想的自由、笔墨的自由，继而获得精神之独立。

原本就该是一个游离于主流生活之外的人。套用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便是“生活在别处”。从讳莫如深狐假虎威的官僚体制中抽身而退，嗟悔无及地以自由撰稿人及离职官吏的双重身份又一次踏上了未知的孤独之旅。

大学时的专业是《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尤其首宠《资本论》，近乎倒背如流的地步。何况又是在令人倾慕的山东大学，跟着非常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的导师苦磨死练了几年。而后是在当今最实惠又时时令百姓们发指的税务圈子里人鬼不分混吃混喝地硬着头皮熬了十余年。但自己对目前的时政及官场作派实在不敢恭唯。依仗着曾经发表过一些文章的功底来壮胆，以“激浊扬清，关注民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便思想着混进新闻时评队伍里做一个“南郭先生”,去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乎半醒半醉地过上了向往已久、日夜颠倒、离群索居的自由主义生活。从此真的是深居简出,“日出而息，日落而作”。离开了门庭若市的喧嚣，在旁人看来有些清苦，在国家看来有些自私，但我自得其乐，每天笔耕不辍,心中无它，还时常窃喜着自己在生活上的随心所欲。从此以后既用不着盯着秒针去赶班,坦然自若地受人以贿赂，更不需唯唯诺诺仰人鼻息,说些老套而言不由衷的官场话语,装出一副比“东郭先生”还要“东郭”的样子。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时常反复把弄自由撰稿人王小波的一段话：“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着沉默的大多数……但我辈从现在起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一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虽然我早已没有了那种“天下之大，舍我其谁”的书生意气和踌躇满志、跃跃欲试的冲动，但我仍常常以此诙谐自我。

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便是身体和精神上的被放逐感。离开官位的新鲜过去以后，我的心变得空荡荡的，像一片漂泊无依的浮萍。在我们这样一个时时处处讲究名分职位的国度，没有单位、没有组织、没有名分的自由撰稿人，其边缘的生存状态时常不为大众所接受。我虽然渴望自由独立的生活，但却尚未从传统观念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在内心深处，仍然企盼着身份的认同。这可能就是人们常常说的那句“中国人的劣根性”的惯性使然吧！寂静的深夜里，我常常站在窗口，仰望星光灿烂一望无际的夜空，回忆把酒当歌的岁月，思索着发生在昨天、今天和将要发生的每下愈况的故事，忽生恍若隔世之感，似乎我与这个时代渐行渐远。待回头看时，她已化为江北水城特有的那种风雨夹杂着浓烟的雾景。

写作之余，大量的时间用来阅读。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到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到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很多以前无暇顾及或复读的书，现在终能一亲芳泽了。每晚置身橘黄色灯光下，击打着发出音乐般声音的键盘，似欣赏一杯香茗；徜徉于虚实之间，纵横于中外之际，行走于古今之界，向那些伟大的灵魂悉心求教，此乐何极！也就是在此时，我领悟到“要想自由就要首先耐得住寂寞”的真谛。

尽管如此，我的内心仍有挥之不去的隐忧。这便是作为一个要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贩卖”文字双重目标为业的自由撰稿人，为了维持一定水准的生活，在“声音”发不出去的些许时间里，还不得不去制造文字。前几天，我的昔日同窗——有国内著名青年经济学家之称的赵晓博士看到我新近发表的一篇文章，说：“怎么你还在写这些应景之作？”那一刻，我凄然无语。这对写作者来说也许是一种宿命吧。因为连福克纳都以写一本滞销的好书加一本畅销的坏书的方式延续着自己的生命和写作。即便如此，对向往纯粹的我而言，仍深感不安。不过，这一切仍然阻挡不住将要发出的另一类“呐喊”的声音，尽管它来得太迟!我们毕竟已沉默得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