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维谢赫拉德是一道著名的景观，当年音乐家斯美塔那在他闻名天下的交响组诗《我的祖国》里，第一首作的就是以它的名字为题的《维谢赫拉德》。如今，它是有名的名人公墓，也是一座美丽的公园，位于伏尔塔瓦河的西岸，站在那里，布拉格在脚下一览无余，气势确实不同凡响。

走出墓地，门前有一丛小树林，林边有三根长短不一的圆形柱子，交叉斜依在一起，很随便的样子，仿佛走累的游人相互背靠着背、肩搭着肩在歇息。一般不注意，谁也不会想到它们是什么东西，很容易忽略它们而走开。幸好我们的翻译鲁碧霞小姐拉住了我们，告诉我们如果维谢赫拉德是布拉格的一景，它们就是维谢赫拉德的一景，并要我们猜这是三个什么东西？我们谁也没猜出来。她告诉我们是三根蜡烛，传说为考验一个从罗马跑到这里来的牧师（大概也是如我们一样到这里来游玩的），魔鬼特意在这里点燃了三根蜡烛，如同我们这里的人逢庙就烧香磕头一样，牧师立刻对着蜡烛虔诚地念起了弥撒。魔鬼大概并不相信他念的是真经，便打断牧师的经文对他说：蜡烛不灭的时候，你如果能跑回罗马，到了罗马你可以得到钱，也可以得到灵魂，你到底要什么？牧师说得痛快也实在：我要钱。魔鬼一听大怒，把蜡烛立刻吹灭插进土里，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三根东倒西歪的石柱。

其实，钱并不是什么罪恶，生活的提高、社会的发展、人的生存，离开了钱，都玩不转。从某种程度来看，钱是财富的替代象征，是能力的物化标准。令魔鬼无法忍受的是，在钱和灵魂对比面前，牧师竟然毫不犹豫地就抛弃了灵魂而选择了钱。如此赤裸裸，灵魂都不要了，这样得到的钱，不是很可能为了钱而迷失，成为钱的奴隶；为了钱而疯狂，坠入钱的地狱；对钱格外膜拜，让道德向钱出卖贞操；对钱格外狂妄，让信仰向钱举起白旗吗？这样得到的钱，在魔鬼看来，比魔鬼还要可怕。

难道不是这样吗？多少年过去了，魔鬼的担忧并没有得到多少改观。眼前就有现成的例子，在宁波，刚刚发生的事情。警察要去抓捕赌徒，赌徒在大街上将10万元赌资天女散花般全部抛撒出去，过往的行人立刻蜂拥而至跑上前来，如鹅伸长了脖子面对从天纷纷而降的钱票子，短短不到几分钟的工夫，10万元钱被一抢而空。我们怎么可以责骂那位跑回罗马是为了要钱的牧师，要是魔鬼给我们同样的机会，我们和牧师的选择难道会不一样吗？我们跑向罗马的劲头和速度会比牧师差多少吗？

魔鬼的愤怒，是情有可原的。人们靠金钱赢得而创造幸福的同时，世界靠物质积累而得到进步的同时，偏偏容易忘记：在貌似金碧辉煌的金钱之上，还有马克思所说的至今并没有过时的人类的良心和名誉。魔鬼所要求的比金钱更重要的灵魂，依然是今天我们做人起码的标准和底线。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现在却已经被我们轻而易举地抛却，或不屑一顾地丢弃，或口是心非地鄙夷。我们已经越来越不相信灰姑娘一类清贫的童话，也不再相信周粟一类清高的传说。于是，穷惯了、穷怕了、对钱鄙薄太久了、批判得太多的人们，一下子跳到另一极端，对钱有了一种久违的亲近感。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再不是梨花开，而是钱眼大开、心眼大开，当然便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金钱开始擢升为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的万能的巅峰，便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为了钱，可以嫌贫爱富，可以笑贫不笑娼，可以毫无羞耻地把肉体和良心一起出卖；为了钱，可以无师自通，可以篷随风转，可以将一切道德情操沦陷于污浊之中；为了钱，可以将丹柯和荆轲赤红的心，风化成浴池里千疮百孔的搓脚石，自然也就是见多不怪的事情了。

看来，维谢赫拉德的魔鬼已经彻底地看透了，人抵抗不住金钱的诱惑，人的灵魂已无可救药，才如此怒不可遏地将这三根蜡烛化为三根石柱，成了人们的醒世恒言。

当然，这只是历代延续下来的一个传说而已。事实上，面对魔鬼，人可能并不会像牧师那么赤裸裸，会很冠冕堂皇，就像我们这里常常开会作报告一样，或是像我们常常地慷慨陈词一样，整顿衣冠，略施脂粉，把灵魂当成一张套红的报纸或一面鲜艳的旗子高高飘扬，明说的（而且信誓旦旦）是去拿灵魂，真的跑到罗马拿回来的是钱。要命的是这样，人就更加不可救药。

事实上，这三根圆柱是根据阳光在它们身上折射的光线不同来计算时间的，很像我们的日晷。

将它们立在维谢赫拉德的墓地门前的死人与活人之间，立在逝去的光阴与现在的时间之间，是魔鬼有意给予我们的一个寓言。在吃多了、吃腻了、吃惯了甜腻腻的东西之后，我们需要魔鬼这样骨鲠在喉尖锐一些的东西。在数多了，数惯了，数得满手脏兮兮的钱票子之后，我们需要魔鬼这样愤怒的警告和训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