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胡同里的跨国爱情

公文写作 　　炫目的阳光下，73岁的杨大妈银发碧眼，一身碎花衣裳，悠然地站在北京东四四条的家门口，等待家里86岁的“采购员”杨大爷买菜归来。她不时熟络地和走过的邻居打招呼，说的是一口流利的京片子。
　　杨大妈的名字挺长，叫范·霍亨德普·米拉，娘家在荷兰。杨大爷叫杨宝禄，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在两人牵手走过的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这条老胡同见证了一位荷兰贵族小姐到一位北京平民媳妇的独特经历，见证了一段从一见钟情到白头偕老的爱情故事。
　　1956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天下着大雨，米拉打着雨伞在5路汽车站等车，觉得有个小伙子有意无意地往她伞下靠。没有别的理由，躲雨呗，米拉大方地把伞往他头顶上挪了挪。伞外大雨滂沱，伞内两人相视一笑。米拉打着伞把小伙子送回了家，小伙子又拿着自己的伞把米拉送回了家。这位男子不是别人，正是杨宝禄，当时在北京市电机总厂工作。
　　第二天，阳光格外明媚，米拉听街坊说有个秀气的中国小伙子等在院外，一看，正是昨天“借”伞的那位。米拉的大姐当时就埋怨她，放着周围那么多优秀的追求者不找，为什么偏要找个中国穷小子，米拉回答大姐：“不是找的，是碰上的，我觉得这很浪漫。”当时米拉随母亲、姐姐和继父一起来华，在北京住了3年，杨宝禄是她第一个看上眼的男人。可那时，她已经买好了回荷兰的机票。接下来的4年里，那颗在公共汽车站埋下的爱情种子，借着一封封书信，横跨碧波万顷的大洋，在两个年轻人心中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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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1月1日，米拉和爱人携手步入婚姻殿堂。在荷兰，米拉是出身名门望族的小姐，连驻华大使和参赞见了她都要高看一眼；可在中国，她嫁的是一个普通男青年，北京胡同里自此多了一位荷兰媳妇。成了北京的媳妇，米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荷兰传统在自己名字前加上了丈夫的姓——杨米拉，杨宝禄戏称为：“羊”把大米拉回家。
　　在这个中西合璧的家庭里，两位老人在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上都努力向对方靠拢。米拉爱吃中国菜，杨宝禄则喜欢西餐、油画和交响乐。而更多的时候，米拉和生活在胡同里的所有北京媳妇一样，买菜、做饭、生炉子、买蜂窝煤、储存大白菜……
　　杨宝禄是靠寡母在袜厂做工、在幼儿园当老师辛苦赚钱抚养大的独子，后来又靠一名教师资助才从北京大学电机系毕业，家境的贫寒可想而知。为了照顾好这个大家庭，大学毕业的米拉放弃了参加工作的机会，成了一名全职家庭主妇，跟着婆婆学做中国菜，照顾全家的生活起居。远在荷兰的母亲怕女儿受委屈，时不时寄来些营养品，都被她用来给婆婆、孩子们改善生活了。直到1981年，孩子们都大了，家务负担也轻了，会多国语言的米拉才外出“打工”，到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高校当外教。“要不是他的鼓励，我是没有勇气重新走上讲台的。”米拉这样形容当时的情景。而在讲台上，米拉一站就是15年，教过的学生有上万人，其中有两个还做了联合国的翻译。
　　在这座老式四合院里，米拉和丈夫在40多平方米的3间小平房中已经住了将近50年。这些年，一茬又一茬邻居相继搬进了高楼，他们的三个儿女也早已成家立业。可对胡同和大杂院中老屋的迷恋，让他们留了下来。
　　如今的米拉，患有心脏病、类风湿、糖尿病，但由于历史原因，她没有退休金，没有医保。常常有人问米拉，如果当年留在荷兰，单是靠显赫的家族地位就能为自己赢得一份不错的生活保障，如今后悔吗？米拉总是深情地凝视已是满头白发、满脸皱纹的丈夫，说：“宝禄就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宝贝。”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他们产生爱情的？
　　米拉深思了半晌儿，回答说：“这个问题我想了50年了。我想说，真正的爱情，是不需要一大套理由的，对吗？”
　　杨大爷在旁边不停地点头，目光里似乎有点点湿润在闪烁。
　　（摘自《工人日报》廖新生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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