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被抓走的那个夜晚

公文写作 　　大姐是我们家遭遇灾难时的顶梁柱
　　我的大姐今年已经60岁了。43年前，漂亮、心高气傲的大姐初中毕业后，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不能读高中，也不能去话剧团当演员，下放到湖南的江永县当知识青年。那时候，我们家住在湖南日报社的经武路宿舍，这里是湖南日报社的老办公楼，典型的苏式建筑，中间一条又长又窄的走道，左右两边的房子门对着门，住的主要是原湖南日报右派和我母亲单位的职工和家属，我家住南边最后那间。
　　1968年春天，我的父母亲双双失去了人身自由，除了扣发他们的工资，还不准他们回家。
　　俗话说，祸不单行。这年3月的一天，湖南日报造反派“红色新闻兵”在我们院子的围墙上贴出一张“勒令”，勒令我家在几天内滚蛋！那时候，被关押在兴汉门新华印刷一厂的父亲束手无策，母亲则远在丁子湾的学校没有任何消息。3月19日，我永远记得这个日子！上午，在我们给父亲送衣物时，“红色新闻兵”来人踢开我家的门，生生地把我家（除了借用公家的床铺、椅子外）的东西统统扔到走廊上，把门贴上封条后扬长而去了！我们姐妹在走廊上趴着、蹲着度过了几天后，我的大姐，20岁出头的大姐。从江永回来了！大姐先把我（13岁）和三姐（15岁）安顿到也是知青的男朋友家中，然后把书柜书桌等家具分别寄放到其他知青同学家。离开经武路宿舍的那天夜里，我从窗户爬进房里，在地板上拉了一堆大便，算是对被“赶走”的愤怒和抗议的表示吧。
　　接下来，大姐带着我和三姐东奔西跑，张罗着找房子。5月间，大姐初中同学的哥哥介绍了两间住房，每间9平方米，外加厨房和堂屋（与人共享），爸爸用家里最后的150元存款付了首期，（未付的100元一直到1978年父亲平反后补发了工资才得以付清）。在大姐同学的帮助下，我们搬进了长岭29号。就这样，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大姐就是家长，担起了父母的职责，是家里的顶梁柱。
　　大姐和知青被“遣送回农村”
　　这以后，我们三姐妹过了一段愉快的生活。我记得，那一两年里，父母能每月回来一次了，家里总是有很多哥哥姐姐，都是大姐的江永县知青。我不知道在乡下大姐得了关节炎，两只膝盖都红肿了，根本不能下水田。乡下知青大都已经生活不下去了，他们绝大部分都回了长沙。知青们回来后，靠着家里一点微薄的口粮，偶尔打点零工，挑土什么的度日子，知青之间相互接济为生。
　　大概是1970年秋天，城市里掀起了赶知青回农村的运动。没有户口的知青叫做“倒流城市”，运动的主要方式是半夜突然上门“查户口”，好几次半夜里我们三姐妹被“查户口”的敲门声惊醒。我和三姐躲在被子里听着大姐去开门，听着大姐喃喃地说着一些什么“家里有大人”、“乡里有饭吃”的话，听着“查户口”的人的吼叫声和呵斥声。这期间大姐还到同学家里躲过几天。没多久的一天夜里，“查户口”的人又来了，我和三姐还没来得及穿好衣服，眼睁睁地看着大姐被来的人连拽带推地弄走了。第二天一早，听对面的王阿姨说大姐被关在街道派出所。我和三姐连忙去找她。
　　我们来到左家塘街道办事处，一进大门，上班的人还没到，厅屋里黑咕隆咚的，这时一阵哭喊声传来，是大姐的哭声！她在叫“五毛！六毛！”（三姐和我的乳名），我们循声找去，里面还有一间内房，大姐是从窗户里看见我们进去的。内房大概是临时用来作“牢房”的，门就是用几根木棍钉起来的“牢门”，我们很害怕，离“牢门”远远地跟大姐见了面。大姐抓着“牢门”的木棍，哭着说：“赶紧去找爸爸妈妈！把我救出来！”还说：“要是回江永我会饿死的！”我和三姐害怕地小声地抽泣起来。这时候，门外进来了一个女的告诉我们，说要把大姐和其他抓来的知青“遣送回去”，要我们在两天内给大姐送些衣服，送点钱去……
　　大姐落难时父亲和我行了不义之举
　　接下来的事使我难以忘怀，更难以启齿，因为涉及我的父亲，一位受人尊敬的老革命。其实，我们六兄妹中，父亲最疼爱的是大姐。大姐在父亲人生巅峰的时候出生，父亲视她为吉祥，大姐的模样脾气个性也最像父亲。可是，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由于长期的运动，加上迫害和压抑，父亲的心理变得扭曲、性情暴躁。父亲虽然肯定大姐在危难之际拯救了家庭，却不能忍受大姐和知青同学相互来往，家里变迁时丢失了一些书籍，如《鲁迅全集》等，父亲老是拿来说事，一说就大发雷霆，怪大姐的同学“偷”走了云云。父亲对大姐的男朋友也不满意。父亲对大姐的态度，给我和三姐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我也一度认为大姐和知青同学不回农村是“在城市吃闲饭”，是“好吃懒做”。大姐的知青同学要我学画画，借世界名着给我看（如《简爱》、《斯巴达克斯》），我也以为那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搞不清父亲和大姐谁对谁错，甚至以为家里的不安是大姐“滞留城市”造成的。www.21read.com青年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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