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感给人最深刻的满足和幸福
　　
　　大学我在北广的文艺编导系，那几年真是肆无忌惮，非常自由轻松。不过对于当时花里胡哨的文艺晚会，我不太喜欢，更中意纪录片的风格，于是继续攻读了这个方向的研究生，之后就进入中央电视台工作。
　　确切地说，小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专业的电视人。我，包括郑钧、张艺谋、顾长卫都是西安人，西安人可能活得累，一根筋，老想追求点儿什么。陕西是个皇天厚土的地方，具有厚重的历史氛围，我少年时就去大雁塔玩儿，是在那里长大的。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做文艺电视，但命运把我推到娱乐电视这个领域，我就想做一档有文化有内涵的艺术类节目。
　　我一直觉得，使命感才会给人最深刻的满足和幸福。读大学我就是文学女青年，至今也丢不掉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我关注人的命运，尤其是普通人的成败得失。2000年底，台里让我创办《艺术人生》，我立意要“用文化引导娱乐”:娱乐不是浅薄的充满绯闻的氢气球，而要成为一卷风景画，一截人生路，让人感动，给人启示。不做则罢，要做就做到极致，这是我一向的个性。
　　首先努力是必须的。《艺术人生》的制作非常紧张，每一个选题仅前期筹备最起码要半个多月，先约嘉宾近距离地采访，再把与嘉宾有关的人都采访到，尽量挖掘出感人的细节。我们的办公室很简单，墙上有块大黑板，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选题策划和近期工作计划，基本上没有双休，没有节假，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
　　联系陈凯歌用了半年，赵本山更忙，等了足足一年。德德玛做嘉宾那期，编导在她家里泡了两个月，和她家人都熟了。为了找到最适合的观众，我们先在媒体做“寻人启事”，还得打三四百个电话来确定。前不久我的一个年轻编导在机房里面晕倒了，因为一直熬夜做期特别节目，当时我特别心疼。这几年跟着我的编导、制片们太辛苦了，可是大家仍然心甘情愿任劳任怨，把《艺术人生》当成共同的梦想去呵护。
　　有人定义工作狂，“永远只记得深夜回家的路”。是，白天晚上都在工作。有次做完一期节目已经非常晚，我开车出来时，觉得心力交瘁。这么累值得吗？刚好听到一首歌《我是一只小小鸟》，竟然不自觉热泪盈眶。人在努力时才有这种感觉。
　　的确想想也值得。如果空间平台更大，我特别想做点存在于血液和骨子里面的东西，把国家、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被遗忘、被消亡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包括改革开放20年社会的变迁，都通过我们的节目表现出来。
　　坚持自我，不屈不挠，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我们有个策划，曾写过一段话：亚当和夏娃一生相爱，当夏娃离开之后，亚当站在夏娃的墓前说:“哪里有夏娃，哪里就是我的归宿，哪里是我的家。”我想，《艺术人生》栏目就是我的夏娃，它寄托了我的热爱和文化梦想。
　　
　　水到渠成之前，练好“硬气功”
　　
　　这是一个不太令人满意的娱乐界，精神追求失去魅力，情感仿佛在日渐贬值。最令人担忧的是，大家都对栏目克隆习为平常，并不质疑。
　　接手这个栏目时，一般人看来，这档节目无须担心收视率，明星就是保障。但我不愿意重复别人，决定以纪录片的理念来创作文艺。所有的反对我都置之不理。我要求我的队伍一定有三个要素：年轻、犀利、有责任感。我们这个团队15个人，朱军岁数最大，我排老二，平均年龄仅仅二十五六岁，非常有活力。工作之余，我们常常聚在一起，收看大量国内外电视节目，连菲律宾人、日本人躺在床上访谈的节目都看过。
　　确定栏目宗旨时，我的脑海就闪现出三个字：真、善、美。这也是老土的词儿，可我一定要用。请来艺术界的大腕明星，不是说说闹闹就完了，希望能提供一面独特的视窗，让荣耀回归平凡，让平易沟通尊贵。这样的尝试也有风险，可是当时我们都非常兴致勃勃。失败了可以再来，如果连冒险的勇气都没有，就只能甘于平庸。
　　第一次推嘉宾，大家就在一个特别破的小店里面，一边吃着烤肉串，一边谈节目，后来定了是童安格。从筹备到播出有三个月。节目播出后，我累得一回家就倒在床上了。第二天一早，我接到孟欣的电话:节目不错，第一期就蹿到收视率第二！
　　能够使明星和艺术家，融入到设置的场景中去，我们并没什么绝招。第一是必须真诚。做事就怕四个字：认真、诚恳。再大的腕儿不也是有感情的人吗？就可能被你的工作态度打动。正因为此，我一直要求编导先做好人；第二是必须了解演艺界，了解采访对象，了解后才能创新。有人问我，怕不怕《艺术人生》也被克隆？我不怕，因为形式内容都可以被克隆，但其内涵和对艺术理想的追求，你无法克隆。
　　节目一炮而红，收视率到今天也不错，但这不是终级目标。收视率只是参考标准之一，如果目标观众都来看的话，绝对数值很低也无所谓。我们坚持自己的方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一个好节目的诞生成长，也需要能量的慢慢积累。我认为《艺术人生》还没到巅峰时刻，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