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写作
2008年5月9日22时40分,在上海瑞金医院的病房里,元化先生静静地走了。
先生离去的时候,身上披盖着斧头镰刀的党旗。他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是烽火连天的1938年,还是在充满血腥的上海沦陷区。先生是在“一二·九”运动中,怀着一腔救国热忱投入革命,属于“老派共产党人”。老派共产党人—一生恨爱,统统融化于其间,他们对党之荣辱、理想之执著,难以为后人所理解。
先生不仅“老派”,有滚烫的理想,而且有独立的意志和理论的思考。先生从属的地下党江苏文委,是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书记孙冶方,副书记顾准,有理论,有思考,皆是领先时代的党内大知识分子。先生是幸运的,一加入革命,便在这样一个充满理论修养的氛围中熏陶成长。江苏文委,对于年轻的他无异一所大学,塑造了他一生的人格。先生是共产党员,但在他看来,自己也仍是一个知识分子,是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共产党人。
年轻时候的先生,有一种英雄情结,喜欢读尼采、鲁迅、罗曼·罗兰,他相信,这个肮脏的世界要由具有超强意志力的摩罗斗士来拯救。当年他喜欢的人物是鲁迅,从沦陷的北平出逃,什么东西也来不及带,唯独藏着一幅自描的鲁迅小像,那是他心中的偶像。他最喜欢读的书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倾倒之至,觉得这位理想主义者的言行举止,都代表了批评的正义和艺术的真理。先生青年时文章就写得很好,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在党内小有名气。他少年得志,恃才而骄,解放初期的同事这样形容他:有一股凌人的盛气,很飙。
www.21read.com 《青年文摘》网站 1955年一场反胡风运动,将先生卷进旋涡。两年多的隔离审查,到处是冷漠的眼光和严厉的呵斥。他后来回忆说:“我的内心发生了大震荡,过去长期养成的被我信奉为美好以至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被轰毁了。”在隔离审查期间,他读了很多书,不再是英雄列传,而是哲学名著,从毛泽东、列宁到马克思、黑格尔,逐一回溯,返归原典。人生的挫败与哲人的智慧,让他变得沉思,从一个激进的文学青年蜕变为具有深邃反思力的思想者。
90年代初是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那段时间,原本热闹非凡的客厅冷落了许多。先生远走南国,在珠海白藤湖畔隐居了一段时间。那段日子,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描绘了他的心境:“我在此与外界隔绝,如居世外。我还是童年时享受过这种宁静。住处前有一小庭园,铺着草地,种着花木,在风和日丽之际,坐在草地上,仰望上空,白云苍狗,使人的心也去掉了浮嚣,变得宁静起来。”
先生晚年发表的著述,偏爱用“思”与“反思”二词。他将反思视为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视为自己的生命本性。反思对于他而言,不仅是一种思考方式,还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这种方式未必不是痛苦的,因为反思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他喝着“五四”的乳汁长大,其思想和人格深处,充溢着启蒙的精神。不过,白藤湖畔的孤独沉思,令他对20世纪激进主义造成的时代悲剧产生了警觉,并苦苦寻求其历史上的思想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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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先生的“悟道”有点儿晚了!特别是过了80岁生日,身体更是每况愈下,经常住院,各种疾病和痛苦折磨着他。先生再也无法写出大块的文章,只能通过随笔、访谈、口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最新思索。他又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每段文字都要逐字推敲,反复斟酌,寻找最恰当、最完美的表达,近乎达到苛刻的程度。他的晚年,文字不多,但字字珠玑,凝聚着全部心血。
晚年的先生,心境常怀苦痛。身体的痛苦尚在其次,真正折磨他的,是精神上的忧患。他在给学生信上说:“记得鲁迅晚年曾给一位青年写信说:‘人生实在痛苦’,诚哉斯言。”先生的苦痛,源于中国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他曾经是一位充满乌托邦幻想的理想主义者,相信历史进化论,相信文明总是在进步,自认是过渡一代的人物,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先生目睹90年代以后中国发生的巨变,一则欣喜,二则心忧。晚年他看到的世界,不再是他所期望的世界,现实变得格外的功利、支离和媚俗,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先生最忧虑的、谈得最多的,莫过于三件事,思想与学术的分离、知识界的党派林立与人类古老文明的衰落。
先生深知,思想与学术,合则两美,分则俱伤。缺少思想关怀的学术,无异工匠手下的雕虫小技,而匮乏学理基础的思想,又会流为游谈无根的概念口号。几经思虑,先生提出了“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的主张。晚年的他,最为敬佩两位学界前辈。一位是顾准,充满知识学理的理论大家,无愧“有学术的思想”之楷模;另一位是陈寅恪,大学问背后有穿破时代的深邃关怀,堪称“有思想的学术”之典范。思想与学术合而为一,可谓学人的最高境界。先生本人身体力行,知识学养文史哲贯通,义理、考据、辞章,无不具有一流成就。学术界有“南王(元化)北钱(钟书)”美誉,思想界也有“南王(元化)北李(慎之)”之称,这两种说法虽然不为先生所接受,却证明了其学思双修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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