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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大无大有
梁 衡
来源:《青年文摘(绿版)》2006年第2期 点击:
2006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30周年,让我们一起重温著名作家梁衡在总理诞辰百年之际撰写的文章,缅怀追念…… 周总理的惊人之无有六。 一是死不留灰。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林彪集团被粉碎不久,“四人帮”集团正自鸣得意,中国上空乌云压城,百姓肚里愁肠千结。1976年1月15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中国人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习惯修墓土葬,这对生者来说,可以寄托哀思,对死者来说则希望还能长留人间。多少年来,越有权的人就越下力气去做这件事。中国的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还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过。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又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当然不会为自己的身后事去费许多神。所以一解放,毛泽东就带头签名火葬,以节约耕地,但彻底如周恩来这样连骨灰都不留的却还是第一人。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相思寄何处?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饷。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以他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僭越”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尴尬。果然,地球上第一个为周恩来修纪念碑的,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第一个纪念馆也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乡。日本的纪念碑是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面刻着他留学日本时的那首《雨中岚山》。 总理的二无是生而无后。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这是一种纪念,一种传扬。对越是功高德重为民族作出牺牲的逝者,人们就越尊重他们的后代,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赎回生者的遗憾。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他和邓颖超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有21名牺牲在战争前线)。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他的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并几乎成风。但总理没有。 总理的三无是官而不显。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在某些人看来,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缝洗。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时,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领子和袖口已换过几次,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员将这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人家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最高机密的文件箱呢。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平民的灵魂。 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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