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巴金

　　仅凭早期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巴金就已经确立了“巴、老、曹”并称的巨匠地位。但因为有了5卷本、40多万字的《随想录》，不但使他的文学创作攀上新的高峰，也更使他因“讲真话”的巨大的勇气，而成为一个特殊时代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榜样。正如鲁迅已经不仅是中国文学的旗手，更是民族性格和意志的标志一样，巴金是作为民族良心和品质的旗帜而被人们所崇敬。

　　“想不通”：通过受苦净化心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感到惊喜，发出了迎接黎明的欢呼。这在巴金的思想发展上也呈现出历史的转折。他毅然投入到新社会的怀抱，义无返顾地跟着时代的步伐向前迈进。只是以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使不少知识分子陷入困境，尤其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浩劫，巴金也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受到莫大的冲击。

　　文革开始后，巴金被当作“上海文学界最大的罪人”来批斗，接着就是无数次迫害接踵而来。

　　一个晚上，几个中学生翻墙进来，为首的只不过十四五岁，是从北京宋的干部子弟，他们都是经过天安门城楼检阅过的红卫兵，以陈伯达、江青、张春桥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为他们壮过胆的“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小将”。他们蜂拥进入中门，一声吆喝，叫全家的人都站出来。萧珊看他们深夜闯入，来势汹汹，怕巴金被他们揪走，就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报告情况，要求民警出来干预。谁知派出所只有一个人在值班，迫于眼前情势，不敢出来管。而那个为首的红卫兵发现了萧珊的行动，跟着赶到派出所，竟然当着民警的面，用铜头皮带对萧珊狠狠地抽了一下，以至左眼内出血，眼圈四周发黑，作痕长时间没有消退。并把他押回来，同巴金和他的两个妹妹以及还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的21岁的女儿小林一起关在厕所里。萧珊挨铜头皮带打的这件事让巴金终身难忘。

　　巴金天天晚上要吞几片安眠药，才能入睡，他的满脑子都是“想不通”，他虽然想不通，但又怀疑自己真有罪，思想改造不彻底。现在他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受苦，来净化心灵，你们斗他，他低头认罪，你们高举双手喊：“打倒巴金！”他也高举双手，高喊：“打倒巴金！”

　　《随想录》：“讲真话的大书”

　　从反胡风、反右到十年浩劫，特别是萧珊的去世，巴金经历了终身难忘的迫害、凌辱。因此“四人帮”垮台后他的反思如巨涛翻滚，迫不及待地要以文字形式a发泄出来。

　　于是在“文革”之后，巴金用了8年时间写了150篇《随想录》，计有42万字。巴金说：“五集《随想录》主要是我一生的总结，一生的收支总账。”学术界认为这是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真话的大书”，是一部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它的价值和影响，远远超出了作品的本身和文学范畴。

　　巴金在《随想录》(第2集)的后记中说：“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笔不停地写下去……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揭露、控诉、讲真话，构成了《随想录》的基本格调。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在“文革”后极左思潮还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之时，巴金率先拿起笔来开始“呐喊”。巴金比较早地提出“文革”不仅仅是“四人帮”的事，每个人不但是受害者也是参与者，是推波助澜者，是有责任的。并且巴金首先拿自己开刀，认为自己在“文革”中也说了假话。所以巴金在《随想录》中一遍又一遍地提倡说真话，认为“文革”的产生是由说假话造成的。巴金说，说的真话并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是在真话的基础上产生的。

　　他写这部散文集已不存在任何功利的目的，正如他在五个集子的合订本的序言中所说：“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

　　捍卫“讲真话”

　　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要做到完全讲真话，都是十分艰难的。当年巴金虽然不能完全地公开讲真话，却实实在在地为中国文学办了几件大事。现代文学馆的建立如果没有巴金的奔走呼吁现在还不知在哪呢！他亲自创办的《收获》杂志在新世纪的今天也是公认的中国一流的发行量最大的能发表真正的优秀文学作品的刊物，而这一切和巴金提倡的讲真话是分不开的。巴金以《收获》为阵地发表了大量在当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作品。

　　但即使到了《随想录》已经出版，老人宣布搁笔以后，那些阴丝丝的冷风仍然没有消除对老人的敌意。1991年，北京一家报纸上公开发表署名文章，含沙射影地攻击老人晚年用生命来呼喊的“讲真话”口号，这篇奇文以“真话不等于真理”为理由，把一盆盆污水朝老人头上泼去，甚至把“说真话”与“自由化”联系在一起，诬陷“真话”是“投向党和人民政权的石头、枪弹”。这种言论里包藏的祸心，老人不会不知道，几年来他几乎过着隐居生活，不再发表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