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写作
我是1979年24岁时,参加全国高考的。当时外语分只算10%,就是说,你英文得100分,只有10分算入高考总分。临高考前半年,我才决定参加考试。一边上班,一边复习,考一分算一分的地理历史数学都没时间看,外语只能放弃了,考试也没参加。我的高考复习策略是英明的,因为,只有阑尾炎开刀时,我才得到两个星期脱产复习的时间,其余复习时间只能是下班以后,我居然考了吉林省文科第八名。
我挑了当时最热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业经济专业,美滋滋地到了北京。一入学才发现,我是我们班35个学生中外语惟一得零分的人。这下完了,刚爆炸的自信心一下子给憋回去了。外语入学摸底考试,26个英文字母只认识前面四个ABCD,我被分在第六班,也就是全年级英文最差的一个班。第一天上课,前后左右一打听,外语考分也只有我一个人是零分,就是说,我是最差班的最差生。
本科前三年,我有一半时间是学英文。什么招儿都试过了,背字典,背书,大声喊,连说带比划,睡觉前背三句话,上厕所背五个单词;买一个一块砖那么大的半导体收音机,背在书包里,走路听,吃饭听,听报告听,上街听,听了四年。
别的班的人说,你们班那个学外语的疯子,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不仅如此,我还读小孩的英文书,就是一页只有两句话,剩下就是唐老鸭的那种图画书。看完小孩的,就到图书馆找英文原版有性描写的小说,太累了,也该调节调节!囫囵吞枣,连蹦带跳,专挑有刺激的地方看。有时,打着电筒看到凌晨。总之,到大三时,我连滚带爬地冲进了英文最快班。第一天坐到快班,环顾左右,尽是那些刚入学时看着特有学问、特可望不可即、特高深莫测的脸。看着,看着,我的脸也绷成了高深莫测。有点庆幸,又有点忐忑不安,心想,一不留神也混进这帮子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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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公园有个英语角,天黑以后人才多起来,可能是夜幕有助于掩盖我们这些先长胡子后学英文的人的羞涩。
一天晚上十点多,我在英语角讲得口干舌燥,但仍兴致勃勃,摇头晃脑、念念有词地回到寝室,一推门全屋的人哄堂大笑。我问,怎么了?一个北京同学说:“我正跟他们讲,你在英语角大摆擂台呢。我在那儿偷听了一会儿,就听着你那东北英文的声音最大。”全屋人又是一阵大笑。
同学的嘲讽不仅使我难受,还搞得我心里没底了。我真搞不清老外是不是能听懂我这带东北口音的英文?我的英文是不是像中国武术似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就是接不上火?到英语角去的总是那么几个人,真就跟中国武术比赛一样,谁得第一,谁得第二,只有那几个裁判知道。如果是这样,我这英文不是白学了吗?咱同中国人不用讲英文啊!我的东北话是土点,可是中国人毕竟明白。看来,我还真得找真讲英文的人过过招,看人家懂不懂我这东北英文。
一天,在颐和园门口,我堵到一个旅游的美国老头,他腿脚不灵,没跟大队走,我趁机坐在他旁边。当时正是美国大选,我在脑袋里想了一会,组织了一个完整的句子,一个字、一个字地问:“你认为谁能当美利坚合众国的下任总统?”
他说:“我支持里根,我认为他一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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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他听懂了,他听懂了我自己编出来的东北英文!我真兴奋,那种快感真是语言难以形容。
我又问:“我的英文是不是有东北口音?”
他不解地问道:“你是说,你是不是有波士顿一带的美国口音(波士顿在美国东北部)?”
“不是,是中国的东北话口音。”
那时,我熟悉的世界就是北京以北的中国,以为全世界的人也都应该知道。可是,那老头面带困惑地问:“中国东北在哪儿?”
我说:“靠近苏联。”
“北京不就靠近苏联吗?看地图挨得很近。”
什么?那是我第一次同一个外国人坐在一起,我感到这个老外是从月亮上下来的,那么大个东北,他都不知道,难怪他胳膊上的汗毛都是黄的。那天,我恍恍惚惚地从颐和园出来。从此,星期天没事就往颐和园跑了。
七年后,我从人民大学毕业,被招聘到香港做生意。我的第一单生意,有幸和李嘉诚的二公子李泽楷联手做。那时,他是刚从斯坦福毕业的洋硕士,我是人民大学的土硕士;他不能讲普通话,我不能讲广东话,因此,我只能用我的东北土英文同他的美国英文沟通了。他在加拿大,我在香港,每晚10点整通电话。因为,多伦多的股市在香港晚间才开市。我结结巴巴的东北英文和对股票的第一次实际接触,一定使他很烦。没办法,那也是华润集团第一次越洋收购上市公司,没人指导我,我只有白天看股票的书,晚间就用。慢慢地,我们毕竟说明白了。通了一个月电话,我们最后放弃了收购,可是,无意中赚了70万加币,那是我为公司赚的第一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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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此,可能有人问,你凭什么那么幸运,一毕业就能到香港;一到香港,就能同李嘉诚的儿子做生意?一定有大后门。
是的,我有,这个大后门就是我的东北英文。因为1986年,中国在香港最大的中资公司华润集团,恰恰到全国最好的大学招收应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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